历史上曾有数个跨国经济合作或援助计划，最为著名的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提出的马歇尔计划、苏联为反制马歇尔计划而提出的莫洛托夫计划，近代的则有日本提出的“自由繁荣之狐”，接著是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
前三个计划的共同点是对享有共同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国家施予经济援助和进行经济合作。
最终马歇尔计划取得巨大的成就，即促使欧洲的经济复兴；莫洛托夫计划演变成欧洲共产阵营的经济互助会，并随著苏联解体而结束；自由繁荣之狐则后劲无力，不了了之。一带一路不谈意识形态，只谈实际的经贸合作。
两大解读阵营
无论你喜欢与否，一带一路是当今中国政府最佳的创新和品牌，其成长气势和受欢迎程度是空前的，其参与国数量和规模，均超越了历史上的马歇尔计划和莫洛托夫计划。据最新的资料，即将参与今年5月中旬在北京举办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会议”，计有28位国家领导人、50多位国际组织负责人和100多位各国部长。
然而，对于一带一路的解读，在马来西亚则分成两大阵营，一派以商人、政府和中华胶为主，全力认同和毫无无保留欢迎一带一路倡议，认为这是有别于华盛顿共识和已失败的共产计划经济的发展道路，属于第三条道路，可透过优先发展基础设施，进而带动发展中国家发展实体经济和获得受惠；
另一派则以接受西方大学教育的学者和知识分子为主，带著疑虑和质疑的眼镜看待一带一路，并认为这是中国新殖民主义和重商主义的象征，企图以输出资本和过剩产能给全球，随之而来将是被剥削、沦为中国产品的倾销市场和成为负债国。
我们认识中国吗？
两派的二元对立是如此的显著，但哪一派观点是对的？还是两派都对？抑或两派皆错？为何除了两派之外，没有第三方的解读？针对该诸多疑问，我以为这与我们有多了解中国息息相关。
当代中国已经不是大家所熟悉的中国，其变化之快和之巨远超众人的固有思维。当你以为中国街道不安全和生活水平低的时候，殊不知走在中国街道比我国更安全，中国多个沿海省会的生活水平已超越吉隆坡。二十年前，马来西亚人嘲笑中国人没有手机；十年后，马来西亚人继续嘲笑中国人只会山寨别人的手机；今天，当中国的华为、Oppo和Vivo已崛起为世界手机大企业，喜欢嘲笑他人的马来西亚人却始终连一部像样的国产手机都拿不出来。
这是物质的成就。至于非物质成就，除了政治路线被禁止公开讨论之外，中国社会各阶层对经济、司法、社会和民生制度改革的讨论程度非常炙热，而且每一年都有改革方案落实。相对自由的我国，主体社会却仅热衷讨论宗教课题，除宗教之外的改革议题备受冷落，改革步履蹒跚。
为了掌握当代中国快速变化的面貌，部分人依赖西方和港台媒体的报道，部分人则完全依赖中国媒体，部分西方大企业总裁、首席执行员甚至订阅中国党刊《求是》杂志来了解中国当局执政思路。单纯依赖中国或西方媒体来了解中国，皆宛如盲人摸象，无法得出一个全貌，前者著重党政宣传，后者聚焦中国党政弊病。
要客观地评估中国，无可避免需要阅读两方的文章，然后再得出一个平衡的观感。问题在于，除了学者，有多少人有如此多时间和雅致去阅读两方的资料？同理，要了解一带一路，就必须看各方的材料，甚至最好能与一带一路的始作俑者对话。
中国智库兴起
最早可以追溯的一带一路发表者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3年秋天在访问中亚时首先提出一带一路的字眼。之后，在习近平本人的大力推动下，一带一路上升成国家大战略，进而成为当今最火红的国际合作项目。
可以肯定的是，一带一路不是突然横空出世，其形成是建立在以往的外交和商贸战略实践总结之上，后由习近平拍板采纳和推行之。那么是谁设计一带一路战略？
迄今，中国政府仍未透露一字半句到底谁是一带一路的始作俑者。有臆测说，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也是复旦大学法学院前院长）是规划者。今年一月中旬，在复旦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潘伟杰教授来马谈一带一路的讲座会上，我曾询问潘教授谁是一带一路的设计师和复旦大学有否参与规划，得到的答案是习近平本人。
除了美国，中国是世界最多智库的国家，目前有435家智库（马来西亚只有18家），其中6家被列入2016年全球智库综合排名100强之内，计有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和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
集体创作成果
这些智库日以继夜为中国的大战略把脉和出谋献策，同时积极使用二轨管道与外国专家接触和综合资讯，中国政府则定期与智库举行调研以获得回馈。因此，我以为一带一路是中国党内外智库的集体创作，多过于是个人的创作。
跟随西方继续否定一带一路，只是在逃避其取得的成就，而过于吹捧一带一路则会陷入大跃进的陷阱。质言之，必须客观地承认一带一路的成绩，以及检讨其不足之处。探讨一带一路也包含讨论中国国家利益观、地缘政治和中国模式的输出，而这会另撰文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