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动】惩罚则正义？释囚重投社会路茫茫

前南非总统曼德拉曾说：“一个人只有进过一个国家的监狱，才能真正了解这个国家。”对大部分人来说，监狱是一个神秘之地，囚禁在监狱里的人都是罪有应得，只要把坏人都关进监狱，治安问题就会自动解决。

但现实是，监狱的人数在持续增加，罪案却没有因此减少。在围墙背后，监狱里所发生的事外界难以知晓。那在下定论之前，我们是否可以先了解，什么人因为什么原因会被关进牢狱，他们在监禁时面对什么？目前的监狱制度是在制造更多的罪案，还是能让坏人变好人？

上个月，在槟城大山脚的廉价组屋发生一宗自杀案。自杀身亡的是一位释囚（下称更生人士），自从获释后，他始终无法找到一份足以养活一家九口的工作，靠举债度日，偿还债务成为了一家压力的根源。

即使已经服刑完毕，更生人士的身份仍铭刻在他身上，他和生活在同一社区里的邻居格格不入。债台高筑的压力，连带著他边缘的身份，一家原本贫穷的生活更显孤立。看不到出路，他最后选择自杀，留下了怀孕待产的太太、正值青春期的儿女，还有仍然稚嫩、无法理解复杂世情的可爱女儿。

他的死亡是邻里间避而不谈的禁忌，但也引发出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更生人士能否抛开昔日罪犯的身份重新进入社会，过回一般人的平常生活？又或者我们的社会或政策上能多做些什么，让这位选择自杀的人在从高楼一跃之前能有其他的选择，那这家人就能有不一样的命运？

根据内政部在2016年的数字，全国目前有51602位囚犯，分别囚禁在全国35间监狱里，其中四分之一正处于还押候审与扣留阶段。

时任内政部副部长旺朱乃迪曾自豪表示，大马的监狱是同地区内最好的，所有囚犯不分种族、宗教及政治立场都享有公平的待遇，监狱亦符合联合国在2015年提出的《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这部又名为《曼德拉规则》的标准清楚列明了，囚犯在监狱里应该享有适当、乾净、能维持自尊的清洁设施、安全的环境及接受医疗护理的权利，囚犯亦有权利与家人朋友保持经常性的沟通。

监狱生活恶劣

不过，曾在监狱里服刑的更生人士表示，监狱的卫生状况极度恶劣，囚室狭小，睡的床垫发黑带有恶臭。他们缺乏更换的衣服，许多在囚人士都有严重的皮肤病，皮肤溃烂，痕痒至无法入睡，生活极为煎熬。

经常到监狱里探访在囚人士的郑素福先生，自从20年前便不间断的到雪隆及马六甲一带的监狱里弘法，并在2009年成立佛教慈善组织“自在园地地社会关怀中心”。他提到有次到监狱和在囚人士讲课，发现有股浓烈味道，便向在囚学员开玩笑：“你们这里的男人味很重呀！”在囚者才说出他们每人只能分配到半块、甚至是四份一块肥皂，冲凉、洗衣，所有的清洁都是靠这小块肥皂，基本卫生难以维持。

皮肤病和各种疾病在封闭密集的空间里互相传染，监狱也不提供药膏或合适的药物，当囚犯向监狱职员申请，也最多只能获发止痛药。事实上，根据在囚人士的说法，不管身体出现何种不适，止痛药是他们唯一能获得的药物。

郑素福曾协助过一位在囚者---陈伟强（化名），他出狱后，回首过往，失去最多的不止是时间和自由，还有他的一只脚。他起初被警察以非法藏毒的罪名拘捕，连续盘问了14天，期间他曾向警察透露自己身患糖尿病，需定时服药和注意糖分摄取，但警方没有让陈伟强服药，导致他的病情在短时间内急剧恶化。在扣留期间，他开始出现并发症，腿部肌肉肿胀腐烂，后来送至双溪毛糯医院时，他的脚已被病菌入侵，只能截肢，手术分三次进行，残疾成为了他一生的遗憾。

郑素福认同监狱的卫生状况有待改善，医疗物资也应该提升。人权委员会（SUHAKAM）在今年出版了一份有关在囚人士的医疗权利报告，报告书中提到监狱的医疗人员严重不足，每4612名在囚人才配有2名医护人员，而且也非正规医生，只能提供基本的医疗支援，而且女性医疗人员严重不足，对于长期病患、滥药或感染疾病也缺乏相应的医疗支援。

除此以外，监狱过度挤迫的问题同样令人关注，如位于雪州的双溪毛糯监狱，可容纳的上限为3000人，但却关押了5209人，实际人数远超上限近一倍。

循环再度犯法

监狱设施不足，在囚者拥挤在窄小的囚室里，对身心均是折磨，而在囚者当中更有不少人非首次坐牢，有的是因再度或多次犯案而被囚禁。马来西亚基督徒关怀协会（下称：关怀协会）的社区发展统筹林辉君，处理青少年在囚人士的经验丰富，在他接触的个案里，有不少是经常出入监狱的惯犯，“我最近接触到一位青年，他才20岁，但已曾先后入狱12次，真的难以想像。”

林辉君解释，这些“惯犯”不是不愿改过，而是释放后支援不足，导致他们再度掉进犯罪的漩涡里：“大部分我接触的在囚年轻人都会说他们确实是后悔、想改过，但当我问下去，你要如何改变？要改变什么？他们会说不知道，他们没途径，他们需要更多的帮助。”

对曾在囚的人来说，从监狱出来，重投社会是最关键的阶段。“出狱后，有些青年会继续主动找我们协助，他们知道要是自己回到旧的地方、回到旧的朋友圈，在同样的环境下，要是没有其他选择，他们很可能会重复犯错。”

与林辉君一起工作的关怀协会总干事卡萝（Carol Davamani）补充：“你看到每个曾犯案的青年背后，都有一个不健全的家庭，问题是连带的。要是家庭的问题不处理，即使他们出狱回家，问题还是会重演。”

家人谅解最为关键

常被忽略的还有在囚者的家人，他们同样需要支援，有的家庭无法面对曾坐牢的家人，许多压抑的负面情绪无法处理，便开始怪责刚刚释放回家的在囚者：“你为何在这里？为何回来！”

关怀协会也著力协助在囚者的家人，“要处理他们的家庭问题，家人也需要从伤痛中修复，协助父母面对出狱的孩子。”

林辉君与卡萝曾老远跨州到一个乡村，为的是探访一名在囚青年的父母，青年在监狱里用功学习，在囚期间自习大马高级文凭（STPM），并取得3.3分的佳绩。只是无论如何，他就是不敢回家面对自己的父母。关怀协会的职员来到他家，与他的母亲一谈起来，母亲的情绪便决堤。在此之前，母亲无人可以倾诉，她不能理解孩子的犯罪，也难以面对邻里的目光，但当她与2人深入交谈后，父母的心结也就慢慢解开，也更能开怀地接受孩子从监狱回来。

家庭的谅解，是更生人士脱离犯罪循环、成功重投社会的关键。

“报应主义”制造更多犯人

郑素福提到，单靠严厉的惩罚，是无法处理毒品，以及其他的治安问题，也无法有效地减少犯罪者。严厉的惩罚包括：监狱里恶劣的生存条件、在囚者的自由尊严荡然无存，以及要是触犯某些严重罪行，如贩运毒品，一经定罪，必然处以死刑等这些措施，也未能缓解罪案的发生和罪犯的数目。

因此，是否有其他更加有效的方法来处理在囚者的改正更生，我们的司法惩罚制度是否需要更全面的改革？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劳勒弗格森在《失控的惩罚》一书中，便仔细地分析了刑罚的本质，他提到刑罚机构似乎都无可避免地有严惩的倾向，法律以惩罚之名创造系统性的痛苦。惩罚的执行机构要人们相信，刑罚里的丑恶、羞愧、和当中所带来的痛苦，都是犯错者咎由自取。我们的文化中也有强烈的“报应主义”，那就是一套简单的复仇法则，强调“这是你应得的”，即使在囚者完成所有的刑期，他还是被视为无可救药。

但是，要是我们只把焦点集中在惩罚，只会将问题简化：犯罪的原由、在囚者的权利、程序的正义、罪行的核实等有关正义的问题，都将会被忽视。每个在囚者在监狱里所面对的现实经验，纠纷、斗争、挤迫、疾病及暴力，使整个服刑经验充满危险羞辱与不安，这些情况不会让服刑的人变得比原本更好，这只会造成更多的犯罪，结果制造一种恶性循环，使我们忘记监狱创造的犯人被改造的犯人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