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收录在《众女喧哗》新书，此书乃隆雪华堂妇女组为配合卅载周年纪念，于2017年10月出版的新书。此文由隆雪华堂妇女组授权刊登。
文 / 王妤娴
曾经长期在妇女援助组织（Women’s Aid Organisation, WAO）服务，接触过很多被性侵的案主、她们的家人，也包括性侵她们的人。很多故事值得诉说，更多的是她们面对人性、人心的惶恐，面对司法制度的无奈。她们在夜阑人静的时候，会一直懊恼与愧疚地反问：“如果我多做什么，或少做什么，这样的事情是否就不会发生？”这些故事的黑暗太深沉，有一些故事的主角最后无止境地沉沦下去，当然也有一些会在黑暗中寻找那一刹那的光明。
2016年下半年，我和《面包女孩》的导演林丽娟到过几个地方进行该片的电影放映与分享会。这是一部讲述校园性侵案的短片，短片中的九岁女孩是一位在学校被同侪排挤、被老师歧视的孩子。影片开始，孩子的妈妈已经有一个星期没有回家了，孩子尝试寻找妈妈，但是找不到。学校有位老师开始接近与关心她，最后老师性侵了她。影片最后的几个画面，孩子流泪看著前方一群唱歌的小学生；另一个画面，孩子躺在血泊当中，静止不动；还有一个画面，孩子来到了废墟那棵树，将树上仅有的几片生气勃勃的绿叶，硬摘了下来。看电影与听分享会的观众，除了一般大众，还有大专院校的学生、小学生、辅导员等。十几场分享会下来，观众们的反应与回应，让我有很多感触，这是此文书写的背景与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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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的受害者形象
在几场分享会里，都有观众问导演同一个问题：“这个孩子是第一次被性侵吗？为什么孩子把衣服脱下的时候，感觉好像非常熟练?”我其实很纳闷与好奇，为什么这个问题可以成为一个议题。我想起中学的时候，曾听说学校里一名认识的同学被性侵，而朋友圈都传她有众多男朋友，因此当听到该同学被性侵的事，有些朋友就说：“没有关系，反正都跟别人做过了。”
我在妇女援助组织工作，协助案主在法庭游走的岁月里，发现了一个残酷的现实：“被性侵者是不是处女”直接影响了她们能否得到医疗体制、警察、检控方，甚至是重要他人（important others）及朋友的支援或同情。仿佛如果你不是处女，或是男女关系比较复杂的话，你就活该被强暴，或者你不应该有“处女被性侵时的反应”。
2013年发生的朱玉叶被奸杀案件，法庭宣布被告无罪释放，引起了大众对于司法制度的讨伐。当时，我曾在几个场合说过，这样的愤怒，来得太少太迟。如果在2004年诺丽达被奸杀的案件中1，大众也有同样的愤怒，我相信朱玉叶案件的失误就不会重演。
诺丽达案件2刚开始的时候，作为一名年轻貌美拥有光明前程的女性，她的死亡让人不舍亦不忍，普遍获得大众的同情，认为嫌疑犯应该被正法。后来，媒体争相报导了她的私生活，发现她同时有很多男朋友，过著奢华的生活。
诺丽达案件一开始审讯，媒体就大篇幅地报导她是一个怎么样的女性，而被告与太太出席审讯时，则是一幅和乐融融的完美家庭，展现被告是好丈夫好爸爸的模样。随后，坊间开始对诺丽达有了截然不同的看法，有人开始同情被告。最后，即使在她的房间采集到被告的精液与DNA，证明被告有动机，却因为房间有第三个人的DNA，因此判定证据只能证明被告与死者有发生性关系，但不能证明被告是最后一个离开房间的人，更不能证明被告杀了死者。
类似的案件，直到朱玉叶案终有了一个让大众满意的结局，虽然在2013年被告曾判无罪释放，但在大众不停施压下，案件重新审讯，最后被告被判罪名成立。
性侵伤害无可泯灭
当事人被性侵，亦或被同一个人性侵多次，不表示她所经验的痛苦与煎熬，会比第一次遭遇性侵的受害者来得少。尤其是儿童性侵案，大部分涉及的是熟悉且信任的人，可能是亲戚、家人、师长，或许是邻居，都有其特殊的社交、家庭与心理动力。这样的性侵案，很大比例是重复发生的。当中的复杂性与特殊性，不是我们旁人一句“你曾经被他伤害过，如果不是你自愿，怎么可能维持那么久”，就能够概括与简化的。
更何况，很多时候因为加害人与案主的特殊关系，性侵不一定存在著暴力，而是用爱包装的掠夺行为。这样的性侵让孩子困惑，即使感觉怪异、不舒适，但在性教育仍然隐晦不宣的马来西亚，孩子们不懂分辨，甚至误以为这是表达爱的方式。因此，有些被性侵的孩子们，直到青少年时期才开始了解，自己在过去经历了什么事情，随后对自身，尤其是自己的身体，往往有更多纠结与复杂的感受。
同样地，曾被性侵过的受害者，即使可能会对很多情况更加敏锐与保持警觉，但是没有人能够保证，她/他就一定不会再遭遇到性侵。绝大部分的性侵案，即便加害者是陌生人，但都是经过悉心的策划。突然起意的性侵案，或者加害者因为种种原因控制不住而犯案的，是极为少数的。因此，大多数的性侵害是防不胜防。
性侵对于当事人来说，不仅是一次的掠夺；更多时候是凌辱，那种恐惧仅次于死亡。曾经被性侵的，不会因此而比较能够接受再次伤害。很多性侵幸存者努力且用力地走在复原的道路上，咋看晨曦就在不远处了，可是再度的伤害或许就是彻底的毁灭与绝望。
谴责受害者的迷思
分享会上观众的问题与反应，某种程度表现出对性侵与强暴事件存在致命的迷思，也对被强暴者有著既定的刻板印象与观点。怎样才算是一个理想的性侵受暴者？杨洁撰写的〈设想一个理想的受暴者〉一文中，提出对于什么是“好女人——理想的受暴者”，以及针对社会普遍谴责受害者、宽待施暴者的现象，做了非常详细的叙述。
这样的现象，不仅是普遍的社会观点，连处理性侵案件的相关单位，包括司法机构在介入处理的时候，亦深受这种强暴迷思观念的影响。哪一些是“罪无可恕”的强暴案、哪一些案件又“情有可原”，这与被性侵者或加暴者的背景、社会地位有著一定的影响。
2012年，保龄球国手诺阿费查（Nor Afizal Azizan）性侵一名13岁少女，轰动一时，却因为前者拥有良好的前程，本来被判刑五年后来却改成缓刑五年，是相当典型的例子。这起案件除了被鉴定为被告和受害者是两情相悦、且没有使用暴力，被告还再加上一个拥有良好前程的“背书”，令性侵变得可接受与值得同情。2倘若施暴者是有犯罪前科的人，或许就比较罪有应得，即使司法审讯要求疑点利益归于被告，在被告无需展示证据的情况下，也会因为施暴者的不良背景或行为，获得更严苛的对待。
社会与制度的强暴迷思，让性侵幸存者在回首过去的经历时，会有很多纠结的情绪。很多时候，有些人会选择保持沉默一辈子，只因为在“谴责受暴者”的社会氛围里，连自己也会相信是自己少做或多做了什么，才导致强暴发生。我们的社会将“阻止强暴发生”的责任放在当事人的身上，更甚的是，每当有连环性侵案发生的时候，社会总有人将罪责落在受害者身上，责怪她们为什么不报警，而导致更多人受害。
我们从来不曾检讨，我们的社会是否有足够的资源来支援性侵幸存者与她（他）们的家属，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否营造一个友善的社会，平等地协助每一个受暴者？倘若我们没有这个机制，我想我们是没有资格要求她们做任何事情的，包括将她们的故事说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