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晃昇在1980年代提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继而形成深而广的反霸权力量。林晃昇逝世16周年之际，我们再来谈论他任职董总主席，领导华教运动期间所展现的团结理念，不无不可，甚至放在现今来考察还能检验出他高素质的思维。
1980年代是马哈迪时代，也是马来霸权高涨的时期。从1970年代的国家文化、新经济政策、到限制华文广告牌字体大小的使用、3M制等政策的推行，让华人感到在政治、经济、教育和文化地位上的式微。
团结重要，该如何团结？回顾历史，华团数量庞大，却甚少参与公共事务，即便参与，对政经文教的诉求无一致看法。华团关系结构松散，无法产生团结力量。直至来到林晃昇领导时代，他洞察时代局限，散发的领袖魅力促成华社团结，成功凝聚多方力量，如大会堂、商会。他希望华人将本身的权益建立在大众权益的大前提上，此外更需要得到来自不同社团、政党汇合而成的力量，在进行讨价还价声中，以这股力量作出积极的抗衡。
换言之，林晃昇借由团结的力量，集合谈判的筹码，打乱马来霸权“暂时的平衡”（temporary equilibrium），生产出反霸权（hegemonic struggle）的局面。
深化团结理念
在政治上，林晃昇主张华人执政党、反对党和民间团体互相配合，团结华人政治力量，为华人公民寻求政治上的突破，催生了“三结合”，甚至开启另一种实践策略，继“三结合”之后提出“两线制”，更深化更扩大团结的理念。
在公民社会里，林晃昇建立起华团联盟式的协作模式，提出华社必须寻求共同纲领，作为团结的基础及起点。这个纲领旨在获得各方面的接受和支持，更具有广阔的群众基础。董总作为全国十五华团之一的联署团体，提呈1983年《国家文化备忘录》和1985年《全国华团联合宣言》。公民团体联署备忘录或宣言的做法持续至今，比如《1999年大选诉求》和《2010年行动方略》。
让人遗憾的是，当时的董教总领导不签署《2010年行动方略》，揭示华团分裂，“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之理念无法获得贯彻。
无论如何，新加入的非华裔团体展现了公民团体之间新的合作模式，也体现了社会的复杂性。
马来西亚人的团结论
林晃昇虽然强调华人大团结，但是他清楚这会导入种族性的论调。故提醒在谈华人大团结时需以马来西亚人自居，否则令人误解出发点具种族性，并违反一个团结、合理、公平的马来西亚社会的概念。
林晃昇1990年引退、2002年逝世，无法进一步落实如何以马来西亚人自居的团结理念。现今社会，无论是在政治上、华教场域里，华族团结论不再合时宜；反而跨族群的交流、种族间团结、谅解才能获得更大的呼声，以及符合社会需求。显而易见，他的言论是前卫的。
林晃昇的“团结论”延伸出两点反思：第一、华教课题提升到政治层面去谈，局限和突破在哪里？为什么需要依靠参政解决问题？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什么素质和条件才能更完善社运参政？
第二、公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应该如何拿捏跟政党的关系？前首相马哈迪医生和在野党领袖，以及非政府组织代表签署的《公民宣言》引起公民社会分裂。当年的马来霸权主帅转身变成反霸权力量的主角。公民社会再次分裂，又该如何重拾信任，达成共识？505第13届大选后，政治和公民社会分裂和冲突不断。如果林晃昇还在，他会如何应对这样的局面？
本文为缅怀林晃昇系列文章，由雪隆董联会组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