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媒介是社会的公器，这些年，在执政党一党独大的政治形势下，这个公器没有能坚持其应有的道德评判，以至于社会对主流媒体的排斥与厌恶，当媒体已经沦为政党的工具，而不是为民喉舌，这个结局就是必然的。
民主政治的可贵，在于立法、司法、行政的三权分立，彼此相互制衡，没有“一权”可以为所欲为。但我国不成熟的民主，过去都被执政党掌控。立法的国会，议长可以任意驱逐质疑一马公司丑闻的反对党国会议员，司法权可以不检控有明显实证的罪犯，因为其身份“显赫”，行政权可以执意提呈与通过没有经过谨慎辩论的法案，如〈反假新闻法〉及“选区划分”等。
本来媒体被誉为民主政治的第四权。记者有“无冕皇”的雅称，就是社会对媒体的期望与要求，希望媒体能无畏无惧的报道真相，评议政治。
一报独大为人诟病
记者的社会地位与形象，通常不能靠政府的表扬，而政府过度的表扬只会使媒体得到更负面的评价。毕竟媒体舆论的建立，是建基于其社会的监督功能，揭发政府的弊端、丑闻等是媒体的责任；毕竟“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媒体的功能就是让“不道德的交易”曝光，使政府权力得到限制。
如果媒体沦为腐败的帮凶，政党的工具、利益的勾结者，其匡正社会的角色一旦失效，读者自然不敢期望媒体工作者能为人民发声。
政治人物热衷于与媒体接触，希望媒体成为化妆师，突出其美好形象。交通部长陆兆福揭露前朝部长廖中莱掌管交通部时期批准拨款一家私人公关公司，在《星报》写专栏，以提高部长的形象，公关公司7个月写专栏的合约收费高达80余万。花公家巨款通过媒体来美化个人，本身就充满争议。
我国华文媒体的垄断，一直为人诟病。一报独大与国家的一党独大对民主体制是不利的，媒体的相互竞争，言论才可能广开。言论的尺度，常常因为编辑的个人主观判断或受政治影响，选择性的让自己喜欢或接受的角度来界定新闻的是否可以出街，以及版面的处理、标题的制作、评论的方向。
反对党过去受到媒体的打压，甚至曲解，要通过正当的方式澄清都面对重重困难。媒体可以“号称独立”，但当他们在积年累月的新闻处理上明显的偏颇与偏袒，就不可能继续自圆其说，自认“独立”却偏帮执政党，打压反对党。
官媒沦为宣传机器
在2012年4月28日净选盟发动的3.0集会受到警方的暴力对付，记者首当其冲，大马警方无理抢夺摄影记者相机，并斥喝记者删除照片，还殴打及拘留一些摄影记者，至少有13名国内外媒体工作者在该大集会受到警方恐吓，举国哗然，警方当时的目的是要阻止媒体拍摄警方暴力逮捕集会者的过程。同年5月3日的世界新闻日，不少新闻记者为了展现团结与抗议，穿上黑衣和佩戴黄丝带，谴责警方的暴力行为，这是媒体捍卫自身权利的一次集体行动。
多个非政府组织也声援媒体工作者，谴责暴力，抨击政府封锁资讯，严重侵害资讯自由及知情权。他们也批评官方媒体遭到执政党的操纵，沦为宣传机器，导致报导失衡。
而前朝政府今年4月仓促通过的〈反假新闻法〉，不利媒体的自由，媒体却没有集体的抗议行动，确实令人纳闷？
马来西亚528的报变，也引发许多的争议。2001年5月28日，陈嘉庚一手创办的《南洋商报》，连同《中国报》被马华透过投资臂膀收购。5年后的2006年，《星洲日报》社长张晓卿出手，从马华手上买过这两份报章，并成功拿下4大中文报：星洲日报、南洋商报、光明日报及中国报，独占西马半岛华文媒体的主要市场，正式打开中文报垄断与新闻自由沦陷的缺口。
给予媒体更多空间
许多关心媒体自由的评论人及反对党基本的立场都是反对任何形式的媒体垄断和操控，无论是执政集团还是私人企业，因为媒体垄断和操控将打压自由的言论空间，这不利于我国民主的发展与建构。
希望联盟执政后，媒体的生态是否会随著改变，令人关注。可以肯定的，自由的媒体空间，让新闻从业员享有采访、报道、评论的自由是必须的，而自由的言论空间，才不至于让真正的民意被蒙蔽，以至于面临政权的倒台都没有“预警”，这不就是国阵今天的下场。现任政府希盟准备给媒体多大的空间与自由，准备如何打破媒体的垄断，我们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