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你录了我爸爸的声音和故事，至少我们现在有一些东西可以回忆。”
口述历史可能对很多人来说较陌生，甚至会抗拒，不解为何要让其他人录音记录自己人生的故事，但Studio Good Think公司文史工作者柯俐芬就分享了以上这段经历，说有个受访者的女儿原本很抗拒口述历史，但在其父亲去世后，反而感谢他们记录了这段历史。
柯俐芬说，由于人一生的故事不可能在短短一小时内讲完，因此进行口述历史时往往需要访问多次，每次数小时，因此有些人不愿受访，或遭到家人反对。
她分享遇过的一个例子，尽管受访者愿意受访，但他女儿却责怪访谈者浪费时间，不解为何要问一大堆问题，甚至包括私隐问题。
“当时访谈者成功说服了受访者的女儿后，顺利让受访者讲完整个人生故事，可惜受访者不久后就去世了，结果他女儿之后反而向访谈者致谢。”
她表示，这段经历让人看到，口述历史可成为纪念，特别是受访者去世后，而且受访者有时讲的故事和奋斗史，连家属都不知道。
“这也是口述历史的重要性，很多时候长辈没有跟后辈讲故事的习惯。他们觉得事情已过去了，或认为很多事情都不重要，所以不愿意讲。”
但她认为，当老一辈分享他们的故事，包括成功的秘诀、如何吃苦、学习和创业，就会浮现出其价值。若能把槟城老百姓的声音集合起来，就可看出槟城的精神了。
她补充，口述历史也可让一个人在讲述历史时释怀，帮助他纾解及总结。
柯俐芬说，在发展巨轮滚动下，有些社区和生活面貌变化很大，因此可透过口述历史了解当年的画面。
可融入旅游业
她回忆道，乔治市世遗机构于2013年进行“走近牛乾冬”计划，以收集该条老街居民在1945年至1970年代的集体回忆，而这也是她个人进行的首个口述历史计划。
她说，当时访问了10个当地居民，之后举办了二周的公开活动，如展览、社区导览、播放影片、绘制漫画等，并邀请居民来观看及了解当地的活古迹。
她也曾与浮罗池滑前州议员叶舒惠合作，收集当地各族群，包括暹裔、缅甸人、亚太裔等少数族群当年的史迹，并把收集到的故事大纲交给本地画家绘制成漫画，张贴在巴士候车亭。
她补充，口述历史也可融入旅游业，就如他们之前收集到的牛乾冬故事，就可做成一个导览路线，让人进行深度旅游。
她说，乔治市入遗后，很多人要来旅游，而每条街都有它的故事，都能发展成深度旅游的资源，让人了解当地人的在地生活习俗和文化或集体回忆。
建议国家档案馆系统化口述历史
为了把值得收藏的声音和历史留给下一代，柯俐芬希望，我国的国家档案馆能有良好规划，更系统化地去收集口述历史，并设立固定的口述历史资料库，公开让民众聆听过去的回忆。
她认为，若要系统化地收集口述历史，就应该在录音后，把访谈内容整理成逐字稿存档，再把资讯公开给大众、学者、研究人员等人使用。
她说，新加坡国家档案馆在这方面就做得很好，是亚洲做得最系统化的国家，而这是由政府出资，并由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管理局管理。
“该档案馆把收集到的口述历史资料放上网，并列出目录，让人查看有什么内容。”
她也提醒，尽管有些资料是直接开放给大众，但一些资料需获得家属批准才能拿到，有些则属于机密文件。
随著马来西亚中央政府首次出现政党轮替，柯俐芬认为，现在出现了新一波的民族主义，此时更加应该收集普罗大众的声音，聆听他们的故事，和对这片土地的认识和情感。
冀引起年轻人兴趣
“很多人说我爱这个地方，但为何爱？这需要透过讲出来才能内化，才能更加深化这个感情，我在槟城做了几年口述历史，认为这方式可有效带出这方面的情感。”
她也形容，最能打动人的是真人及富有情感的声音，而口述历史就可扮演这种角色。
“我希望推广民众对口述历史的认识，希望能有更多年轻人有兴趣采集，希望长辈愿意分享他们的故事，希望传统组织如会馆，可推动并支持口述历史的采集。”
百姓走过风雨路 心声听得见
柯俐芬指出，口述历史的精神就是普及化，把书写历史的权力归还给普罗大众，让他们也有发言的机会。
她解释，很多书本或记录都是讲著英雄和领袖的故事，有些富人或名人也可自行出版自传，记录他们一生的故事，但平民百姓却未必有财力和管道出书，因此百姓的声音时常被忽略。
“虽然报章可为百姓出声，但版位有限，人民的声音只有小小的版位。”
她说，有些事情也是书本没记载，领袖也看不到的现象，如槟城在1969年失去自由港后，如何影响了当地居民，报章也找不到太多相关资料。
因此她认为，可以透过口述，让百姓也有发言的机会，勾画出当时的画面。
她相信，口述历史是很珍贵的原始资料，虽然百姓讲的东西可能很琐碎，但若上百人都讲著同样的东西，就可反映当时的社会现象。
她不讳言，有些电台和报章也有收集人民的故事，但其局限是版位和播放时间有限，因为有些电视节目只能播放一小时，但原始的采访档案可能长达30个小时，口述历史理应开放让人聆听完整的访谈录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