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财政部部长林冠英发出中文文告之后，许多人对此展开严厉抨击。批评者认为这违反了马来文作为国家语言的地位，但同时也有许多支持者认为中文文告符合了我国多元文化与新时代的作风。先不论这场争议的争执点，或者其中是否有涉及到政治人物利用这事件来增加曝光度与拉拢支持者，这起事件都实实在在显示了，我们到底要一个怎样的大马？
要讨论国家认同中语言是否有重要地位，不如先看看我们现在所认为的民族国家是如何产生的。打开历史课本，会发现课本告诉我们，民族国家是由英国和法国开始的，他们因为英法百年战争和内部纷争等因素而导致他们成了世界第一批的民族国家。
但是实际上，近代早期的欧洲（1500到1800年左右），欧洲各国政府为了称霸，而不断地加强中央权力，以更有效的方式来收税与注资军队。他们所做的是把国家改造成近日我们所见的政府体制（后来又加上了民主），变成了现代国家，而不是民族国家。
在同一时间，印刷术的发明与普及，使得市场上越来越多以方言文字书写而成的印刷品，并且许多专家为此市场不断努力（教导与推广某种语言，以及制定此种语言的使用方法等），使得“与自己使用同一样语言的人就是同类”的概念开始深入民心，民族概念也开始形成。到了十九世纪，欧洲王室为了政治目的而开始认可这些语言和民族认同，并且把此种语言与民族认同加入其政治蓝图中。自此民族主义与国家二者才开始结合。
这种“同一国家、同一民族与同一语言”的民族国家概念，随后就散播到世界各地。这概念也流传到东南亚，在东南亚各殖民地纷纷独立之际，也蕴含在东南亚的各个新兴国家的政治蓝图中。在这情况下，把马来文列为国家语言，并且以逐渐同化的方式，让所有的大马国民最终成为都是使用同一语言（马来文），并且认为自己是大马族的大马人（有关大马自二战以来的国家建设与同化问题，黄进发博士在其著作《共业》中有详细的阐述与解释）。
打造新大马认同
可实际上，西欧各国变成我们今日所见的，并且视为典范的民族国家，也并非一帆风顺。例如法国在十九世纪仍然不断地派遣老师到全国各地推广与教授法语，甚至时至今日，北方的巴黎人不一定能听懂法国南部的法语。更别说因为一些法国人难以融入，而导致2005年的全国动乱。
相比之下， 原先就有许多族群的大马，与法国相比是一个更为难解的习题。同时这也告诉我们，拥有“同一语言与民族”的大马，并不是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大马。
如果法国的例子告诉我们同化这条路走不通，那么有什么路呢？一个是走向美国，用宪法来作为团结全国人民的方式。同时也改变政治游戏规则，让政治的焦点从种族转移到政策上的左右竞争，让种族不再是个问题。
此外，拥有好几种不同语言族群的瑞士，也藉著打造共同的历史，来形塑国家认同。因此，也可通过塑造一个“各族如何共同打造现在这个国家”的历史，来打造一个新的大马认同。这种通过法律与政治规则，以及共同历史所打造出来的大马，为各方接受的可能性，会比较大一点。
不论是通过“同一族群与语言”，或者“法律与政治规则，以及共同历史”的概念来塑造新的大马，过程绝对不会一帆风顺。但不论是用哪种概念，或者事情过程与结果如何，都切忌回到当初那种以族群划分，并且厌恶其他族群的心态来讨论这个事情，不然我们永远打造不了一个新的大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