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搞制造业出身的首富郭台铭讲过大意是政治像植物，经济像动物的话。这确是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引伸开来说，便是政治像安土重迁的保守农民，重在守土，而经济则像不安于定点的游牧民族，常思开疆拓土，广大逐水草而居的草原。前指安于现状，后者富于进取，常思突破。
有趣的是，当代政治经济学界也流行类似的看法，认为当代的政治组织与制度，已成了束缚国际合作，特别是经济发展的阻力，也就是成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束缚力量。美国的政治经济学者罗德里克（Dani Rodrik）在其《全球化的悖论》（The Globalization Paradox）书里还提出了超级全球化（hyperglobalization），民主与国族国家三者难三全的假设，认为这三者中只能选两者而不能三全其美。这个提法也让人联想到固定汇率、资本自由流动与货币自主权难三全其美的三难（trilemma）选择假设。
不是中立的进程
所谓超级全球化与民主及国族国家难相容的理据是；我们顶多只能在三者中择两，而不能三者全包，因为三者间有其矛盾，若我们选择超级全球化与民主，就得放弃国族国家；若选择保留国族国家又要超级全球化，就得放弃民主；同理，若要保留国族国家与民主，就得告别超级全球化。
这种三者难相容的提法并不新鲜，如多年前大前研一便提出过无国界世界主张，说的也是全球化与国家主权的矛盾，而近10多年来政经学界便流行全球化削弱国家自主权的说法。深入地说，这还带出了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的大课题，因为当前世界有许多课题是跨国界的，如气候变化，恐怖主义，难民课题等。
就全球化与国家主权及民主的课题而言，这确是迫切的难题，如当前美国发动大规模保护主义，便突显了全球化的正面与负面作用。在1999年世贸组织在美国西雅图召开的会议中，便引爆了大规模暴力示威，突显全球化并不是中立的进程，而是会带来赢家与输家的过程。
吊诡的是，在1980年代多数论者认为，全球化也就是把全球视为单一市场的进程，较有利发达国，特别是美国的跨国公司，可近年来的看法则相反，有不少人认为，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如中国与印度更有利，而目前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更让人确信全球化更有利发展中国家。
是个逐底竞争
于此，也带出了另一个课题，本来政治经济学有一种全球化带来趋同（convergence）的假设，即贸易、服务、资本、人员的自由流动等，最终会拉近发达国与穷国（即所谓南穷北富）之间的收入差距，而这个收入均等化会为世界带来更广泛的和平繁荣与稳定，最终也会利惠发达国；因为穷国富裕了，消费力也会水涨船高，进而提高对发展国产品与服务的需求，形成一个多赢的皆大欢喜局面；只是在这过程中，发达国得承受一定时期的调整如收入停滞，失业率高居不一，企业出走等；惟这只是一个阶段性的调整，最终依然是皆大欢喜。
问题是，任何改革与变动，均会牵动到某些人的既得利益，即便从大局著眼，结果是利大于弊，可问题就在于暂时受损的人群或国家会不甘受损而反弹。这才是问题的症结。
此外，也有提出了反论，认为全球化是个逐底竞争，也就是向下而非向上的少质竞争，如日益多的国家竞相削减公司所得税，以便留住本国企业与招商引资，而竞相削减公司所得税，自也冲击到国家的收入，逼得国家得削减支出；与此同时，竞争性招商引资也会削弱工会力量，逼全国降低劳动条件，放宽劳动市场的严格要求，或置环保于不顾等。
其后果之一便是自1980年代以来，发达国均竞相降低公司与个人所得税；许多国家也给外资诸多优惠，如税务假期，再投资减免，打压工会等。这就是超级全球化，国家自主权与民主三者难全的理据，若放任民主（或民粹？）不仅外资不来，本土企业也可能出走到水草更丰富的地方发展。在这种约束条件下，国家应如何做选择，确是伤脑筋，如是否要提高最低工资？放宽对工人的保护条件？出台亲商政策？
应该说政治本就是做选择，如何在既定的条件下做出最佳选择，以利国家与民族的长远利益而非眼前的短期利益。在实践选举民主的国家，政治人就得在讨好与求好间做出适度适时的平衡。民众是多元的而非铁板一块，不同阶级、民族、地区、行业、性别等的人群均有其特别与局部的利益考虑，如何做出最佳的综合平衡考虑确是件头痛的事。
有人说，个人总是个欲望无穷的生灵而集团则是个人求取个人利益的工具。在这种多元利益集团政治下，声量最大组织，最强的团体，通常能获取最大利益。这就是选举政治的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