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畫天使,我的時代由我來發聲。」—畫家通過移工看到自己
「我不畫天使,我的時代由我來發聲。」——社會寫實主義畫家顔振利

「我不畫天使,我的時代由我來發聲。」—畫家通過移工看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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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更新 2017年04月14日 20时05分

報導@張溦紟

走進吉隆坡Ilham Gallery《工餘》群展,不難發現長長的走廊上挂著由40幅畫組合而成的《當代遷移的肖像地景》。那是顔振利的作品,也是代表馬來西亞參展的藝術工作者之一。在更早以前,他就以移民工為主題辦過個展,叫《In Between》(居間)。那是他2008年從北京中央美術學院畢業回國後的第三個個展。

他前兩次個展同樣強調馬來西亞社會場景的多元面貌,但以在地人爲主。例如,嘛嘛檔閑蕩的年輕人,印度裔理髮店、老人與新村茶餐室,甚至包括他的自畫像。對他而言,繪畫是一個追溯和安頓個人身份認同的過程,這也是他畫作的鮮明主題。

原正值青春年華的年輕人,卻目光呆滯地閒逛在嘛嘛檔,是他對青春的疑惑。 《暴民》,2011。(照片提供/顔振利)

可是,2015年的《In Between》,其敍述對象卻出現了極大的轉折,爲什麽?

這次的約訪是回到他當時的創作現場——Kota Raya,一個承載多代吉隆坡人記憶,如今又負荷過多在地人對外勞的嫌棄和猜疑的地區。這裡是顏振利當時經常溜達的地方,爲了補抓馬來西亞街景的多元面貌,他幾乎每個禮拜有三四天都往那裏鑽,包括一家緬甸餐館,成了他整理資料、速寫或休息的落腳地。

那裏幾乎可以説是他最早的創作現場。那天他無意間走入這家餐館,店裏坐滿外勞,他才慢慢意識到自己闖入「他者」的異地,引起全場的好奇。店員見他塗塗寫寫原來是個畫畫的,忍不住坐下來主動要求他「畫我畫我」,邊說起自己的故事。

於是,2010年,他在現場畫下了第一幅移工的身影,開啓了他認識移工的旅程。

出現在緬甸餐館的身影,這是最早出現在振利作品的移工圖象之一,於2011年《踽踽獨行》個展中展出,當時移工尚未成爲主題。(2010,照片提供/顔振利)

 

大批移工支撐的2020宏願之路

當時的他尚未搞懂「移工」這個議題,也從未想過要成爲創作的主題,一直到2012年受新加坡邀請,參加「Wawasan 2020: The Malaysian Dream」(2020宏願:馬來西亞之夢),促成他畫出「The Road to Wawasan 2020」之後,才奠定了往後的創作主題。這是吉隆坡市中心常見的景象,左圖是一卡車一卡車地將移工運送進來,大批的人潮又往右圖離去。當時來來往往的人不只是移工,還有找不到合適工作、合理待遇的本地人,反諷執政者由上而下的2020宏願與平民真實生活的落差。

反諷執政者由上而下的2020宏願與平民真實生活的落差。《The Road to Wawasan 2020》,2012。 (照片提供/顔振利)

 

 

1977年生的他是馬哈迪執政時代的產物,年輕時的他還曾經畫過一幅四任首相共同展望未來的畫面。當時媒體、政治與文化半開放,中小學生在周會和考試題目都要學會如何歌頌2020宏願,教育體制不斷鼓吹知識經濟是未來必然的趨勢,大批年輕人捲入資訊工藝系,畢業後卻發現產業發展無法融入他們而被迫另尋出路。

「那一次是契機,奠定了我要往這個題材去。過去我以馬來西亞街景作爲觀察基地,他們太頻繁地出現在這些地景。我本來就是想要塑造多元族群風景。我不可能在我的畫裏呈現各種面貌,唯獨把這群人刪除掉。所以,我覺得我在這個時代是有這個義務去把他們收納進來,甚至到了後期,我越來越篤定他們是撐住馬來西亞經濟一個重要的群體。」

不過,他很快地又陷入「卡住」的困頓期。雖然早前已有相關作品,但他認爲當時對移工的認識還是很片面的,也尚未拿捏到要以什麽身份「進入」移工這個場域。他清楚地意識到自己不是前綫工作者,並不是這個群體的捍衛者。後來,他延續一貫的立場,選擇以自己的角度,看到他作爲華裔後代的過去,以及他們作爲新移民工之間的關係,來重申自我和他者的關係。他清晰地指出,「我只能夠透過我的視覺藝術,盡量用平視的角度讓他們進入我的語言裏。……我的畫到最後呈現的還是我,我並不是代表他們。我還是我,我在看待身份,我跟他者,都是折射。」

現在他回看2012年那幅作品,答案其實早就呼之欲出。當時他不只開始看見移工,也有意識地把自己置入畫中,道出了他與移工、馬來西亞之間的關係。透過看見而非排除他者來安頓自我的身份認同,跟他遠赴中國北京念書有莫大關聯。他是華人,但不是中國人的那種華人。身在異鄉,說的是最熟悉的語言,但缺乏日常生活的在地知識讓他處處碰壁。那段經歷讓他深刻感受到身為他者的格格不入和尷尬,使日後的他更能以同理心看待移工的處境。

 

「我不畫天使,我只畫我所見」

為什麽畫移工?這與他的族群身份和遵循的意識形態有很直接的關聯,雖然探尋的過程總是迂迴波折。

他曾撰文記錄自己的創作思考:

他遵循的是起源於法國、以庫爾貝(Gustave Courbet 1819-1877)爲主的現實主義,而不是歌頌主國、打倒資本主義帝國的共產主義。他解釋,「庫爾貝會更稍微批判一點點,會畫佔領、不是那麽愉快的課題。那時候庫爾貝寫了一個現實主義的宣言:學習是爲了創造,我只畫我看見的東西,我不畫天使,我的時代由我來發聲。」

寫實主義派畫家庫爾貝的至理名言:我不畫天使,我只畫我所見。  居斯塔夫•庫爾貝《畫室,1855》。(照片取自網絡)

 

「我是一個馬來西亞華人,在新村工人家庭長大,身份這個東西一直圍繞著我。我最重要的思考是,我已經確定我是畫家,我最有力的武器就是造型設計、色彩、調度場面、佈局,所以我用我的武器來貢獻我僅有的價值。這是我的宿命。以前的藝術為宗教服務,為貴族服務,我此時此地生活在馬來西亞,我有我的身分,我看到的東西,我一個人可以怎麽樣。」

這是他安身立命的基礎,也是他從事繪畫創作的使命。2015年個展前夕,一艘前往歐洲的偷渡船在地中海沉淪,逾七百人喪生;馬來西亞政府拒絕讓載滿羅興亞穆斯林等難民的船登岸,他們漂流在海洋中央無處可歸,激發他創作了「No Place for Diaspora」(無處安頓的離散)。受訪時,他大方地展示收集的照片,印製在一張張雲彩厚紙卡上,其中一張就是這幅畫的「現場」。

 

無處安頓的離散,草席為邊界,那是臨時安穩的家。《 No Place for Diaspora》,2015 (照片提供/顔振利)

 

照片中的羅興亞老難民是背對鏡頭的,後來卻在振利的畫裏翻過身來,與觀衆正面迎視,讓我們不得不凝注他那被刷白的臉。看起來毫無殺傷力的他,卻受到層層國家機器的壓迫,一家尚未開店營業的店門口成了他暫時棲息之處,以窄小草席作爲邊界,那裏成了他那一天最安穩的、臨時的家。右圖採用紅綠藍色綫條和版刻畫式繪描他聯想到難民船上窘況,對比的是象徵客觀事實的左圖,於大小圖之間,於現實與想象之間,於這裡與那裏之間,於在場與缺席之間。

猶記得上屆大選,其中最令人矚目的事情莫過於本地人充當道德警察,親自抓拿疑似幽靈選民的移工,有的移工甚至受到肢體暴力的對待。這也成爲了顏振利的創作題材。掌握話語權的在地人拿起相機對準移民工,拍下這些他者的「罪證」。移工挂著漂白的臉孔是他畫作中常用的一種策略,也意指移民局的漂白計劃。

 

移工猶如坫板上任人宰割的雞,在振利的畫中經常出現閑蕩的無身分「小孩」,他們的地位  和權益是他關懷的主題之一。 《 Phantom Existence》, 2014 (照片提供/顔振利)

 

他提起畫這幅題材的用意,很有意思,

 

通過深入研究支撐創作倫理      

在短短幾小時的訪談中,他不斷地提起曾經影響他很深的各類著作、新聞材料、甚至電影,那是引導他如何走入田野的知識地圖。其中影響他頗多的包括臺灣出版的《騷動流移》、Tenaganita(婦女力量組織)創辦人已故Irene Fernendaz有份參與的《跨界流離:全球化下的移民與移工》,以及目前在美國大學教書的印裔馬來西亞人進行長達7年田野的《Politics of the Temporary》,甚至還包括蔡明亮和陳果的電影。爲了那次的創作,他儼然展開了一場關於「移民離散」的研究,翻閱大量資料。他說,「如果我沒有經歷過那段時間的資料收集和研讀的話,很可能我後來畫出來的畫是由高往下、獨一無二的態度,姿態擡高,這樣就會很可能非常的不妥。」

他對於研究主題的嚴謹,同時也表現在他如何處理和移工的關係。在電話約訪時,原本建議要在街頭拍一張以他為主,這座城市和假日街頭的移工作為背景的照片。他以「不要消費他們」為由,一口拒絕這要求。翻拍一些材料時,他嚴守研究倫理的界線,謹慎地判斷這些材料當時是否經過對方同意公開。儘管,此時的他已從這個研究場域「退場」兩年,開始著手研究新村,準備下一個創作題材。

雖然,顏振利一再聲明他並非要為他們代言,但他也曾嘗試跟移工創造更積極的創作關係。這是替他家割草的孟加拉工人,他請這位孟加拉移工到他家裏讓他畫肖像。過後,他還請對方用母語寫一些文字,看看他有什麽話想要跟馬來西亞人說。「我是請他直接畫在那幅畫上,但是他堅決不肯,因爲他怕破壞那幅畫。後來我就叫他寫大大個字,我就再跟著畫上去。」他後來想要回饋一些報酬給他,卻被孟加拉移工很嚴肅地拒絕。他反身思考,「我也會覺得我是不是有點矯情過度。對他而言,我爲什麽要收你的錢。」

 

緬甸移工在畫上寫著:他是誰,他從哪裏來,他的老闆對他非常不好,欠錢不還。(資料翻拍/張溦紟;照片提供/顔振利)

 

居間性:遷移中的宿命

除了繪畫,同時善於文字書寫和抽象思考的他曾這麼寫著

雖然中國是他重要的二次成長,但是他反省當時在中國發現自己作爲他者心境還是很片面的。直到後來在認識移民工的漫長過程中,才梳理出它的意義,以及自我與他者的關係。他認爲,我們無法直接移植西方或東方那一套視角,後殖民才可能是我們作爲亞洲或東南亞的出路。我們要如何在自己的範圍找出自己的方法,只有我們自己才能夠解答。

他深感我們比上一代少了些歷史的包袱,應該具備更多能力和條件走出自己的路,「文化建構是必然過程,但是一味的埋怨或驅逐,反而會使自己陷入一潭死水或無法匯流成河的一種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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