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西方多国相继禁止华为公司参与5G新一代无线通讯网络的基础建设，对此，我国首相敦马哈迪在英国牛津受询及时表示，大马会先进行研究，才决定是否将华为排除在5G建设外。
华为在全球范围遭遇的难题，直接反映的是中国外部宏观环境的变化。续华为副董事长兼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加拿大以及一名华为员工基于从事间谍活动在波兰遭到拘捕后，美国联邦检察官已确认将通过法律程序起诉华为，并以窃取商业机密的理由，提起刑事诉讼。
华为公司的创始人兼总裁，任正非在华为深圳总部的记者会上被提问到，如果中国政府要求华为提供外国用户的隐私及资料时，他的答案是否定的。任正非发表的看似强烈顽强的措辞，在人们对华为所产生的不安全感实际上是无力的。这是因为存在中国模式与国际社会的交融体系里的信任是不完全且有限的。
因此本文，笔者将以华为为例，剖析其所面临的结构性两难问题，以及信任对于信息的理解可能发挥的重要含义。
任正非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身份，以及华为与多国政府矛盾的激化，使他在记者会的那番义正言辞讲话的说服力大打折扣。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所宣称的党领导一切，更是凸显了任正非在记者会问答环节里信誓旦旦的言辞之荒诞。这就好比皇帝的新装里的故事情节一样。
2法增强市场信心
华为在西方世界四面楚歌的情境反映的是中国政府的倒影，在企业里无处不在的渗透，把发展国际企业做为国家重要战略的一环，并企图在在网络空间这个各国博弈的新场域占据主导地位。
由于华为受到的中国政府的大量资助，使得其5G网络基础建设的造价低于其他西方国家的私人企业，受到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青睐，却也因此成为西方国家的隐患。在此优厚条件下所需要付出的代价，恐怕是远远超于其所节省的成本，那即是国家网络安全的问题。
华为若想要增强其在国际市场的说服力有两个方法，第一，就是华为与中国共产党切割，以此摆脱受到中共意识形态的枷锁，也避免成为政府在全球政经战略的附庸。
第二，就是华为把其总部和主要部门迁离中国之外，脱离中共政府的物理控制。但由于资本是在全球市场流动的，所以对于企业来说仅仅把办公场所迁离出境还是不足够的。华为若想取信于国际社会，那它的股权结构也要进行重组，防止中国政府通过股权关系来对其产生影响力。
信任是必要条件
华为可以继续保留员工持股制，但也必须让机构持股，而新增的机构持股人，必须是多元化的国际资本。在这个基础上组成的董事会才能使得华为在国际市场上拥有更大的说服力。这么做虽然不一定能够完全说服国际社会，但至少可以使其承诺的份量增加。
在社会科学中，信任被普遍认为是一种依赖关系，是人在社会网络中自发形成的一种社会机制。在行为经济学中，信任是指交易双方在博弈、谈判、消费及经济贸易等特定环境下，在有限信息和经验基础之上，对对方履行承诺的积极预期及能力的认可。信任重新定义了人类的社会行为与交往模式，并促成了大规模的社会劳动分工体系与依赖经济的形成。信任促成了分工，而专业化的分工又把信任推到了更高的高度。因此，信任是国际劳动分工体系的充分条件（sufficient condition），也是必要条件。
信任演绎的基础是社会契约（social contract）与公平对等的交往条件。公平对等的合约（可以是无形的社会契约，也可以是有形的正式合约）使人们对于付出与收益的平衡产生积极的预期，从而产生人们履行自身义务与社会义务的动机。
信任虽然看似是个抽像的概念，但其本身还是与具体的行动密不可分的。好比当人被告密一次后，那他就很难摆脱被告密所带来的不信任感和恐惧，从此他对他人的信任程度也就大打折扣了。
德国社会学家卢曼给信任定义为：“信任是为了简化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关系。”华为在全球市场所面临的问题当然不仅仅是简单的信任问题，而许多大国博弈的利益也牵涉其中。但我们可以以此为借鉴，弄清信任的本质，帮助我们简化问题的复杂性，并能更高效及正确地做出决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