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政治经济界有一个论战， 大体上是， 左派或中左人士多认为，1950-60年代的发达国是处于进步与开明的时代，而1980年代后迄今，则是在倒退。不仅经济增长率放慢了，失业率也日趋严重，收入与财富的分配更是日趋恶化。
从数据来看， 各主要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 与人均收入， 均较1950-60年代扩大与增长了，可从生活面言，则似乎有退无进，这确是个悖论。比方说，在1950-60年代，多数发达国的人民，均拥有较高的社会与经济安全感，连一个普通的工薪族也买得起房与拥车，只要一个人工作，就养得起一家人，甚至送孩子入大学就读。
可今天，一般工薪族与中产阶级已沦落为穷忙族，每天忙忙碌碌，可就是买不起房子，也过不了体面的生活，可谓每况愈下，这究竟是什么回事？
中产沦逐底社会
有人甚至说，许多发达国已从以往的全民中产社会沦落为逐底社会，也就是人人向下，向底层而非向上流动。特别是年轻一代，已更难找到体面可靠的正职，愈多的人，都从正职转为兼职或钟点工人。其结果是，单身啃老族也日趋一般，买不起房子就只好赖在老家，成家立业已成了难圆的梦。
同样耐人深思的是，在一些中等收入国如大马也在不同程度上，出现这一现象。如在1990年代初期，大马的大专毕业生大体上可找到月入2000令吉的正职；而这个数目，也使他们足以买车供屋，可进入2010年代后，月入2000多，也只能望屋兴叹。为何社会不是直线发展，未来比现在或过去更佳，反而是，过去的一段好日子已难重现。
对此，有各种说法。较流行的是区域化、全球化及技术进步。区域化与全球化是个备受争议现象。1980-90年代，一般认为这是个好现象，也有利于发达国，可进入21世纪后，看法相反。
许多发达国的评论人均认为，区域化或全球化不利发达国，因为生产布局的再分配使发达国发生了产业空洞化现象，也拉低了或抑止了发达国工资的上涨，甚而导致了工会的快速没落。因为资本家与大企业可逐水草而居，可到不同的地区去套利，而不必再受到本国工会的压力。
收入均等化进程
从经济理论解释， 这是一种趋同（Convergence）进程，就是收入均等化进程。在经济贸易一体化的世界，不同地区与国家的生产成本会日趋接近，穷国的薪资会上涨，而富国则大体上停滞或下调。这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则见仁见智。从长远大格局角度看，这应是利多于弊；因为全球中产的增加，有助于全球的增长与消费；只是在进行的阶段，有人得益较多，也有人受损较多，从而产生了利益冲突。
在这个调整的阶段，发达国家就难免会兴起保护主义与民粹主义，也使种族主义与排外恐外成了风潮，如美国的美国优先政策，或英国的脱欧，甚至是法国的黄背心暴力示威等，均或多或少与区域化或全球化有关。中等收入国家如大马，也难免会因越南、印尼等国的崛起而受到压力。
说起来自1997-98东亚金融货币危机以来，大马便长期陷入中等收入国陷阱，也与这个趋同进程有关。除非转型成功，否则将如发达国一样得面对长期增长放缓格局。
除了全球化，技术进步也是一个主因，特别是人力节省的技术进步，如人工智能与机械人。许多不需要特别创意或死板的工作已被自动化所取代，如许多金融银行都在搞自动化、电子化与关闭分行，进行大裁员。这个趋势将是难以逆转的。一国的人民，或没有与时并进的实用知识与技能，可以预见，很难有向上流动的机会，也就是会成为与机械或低收入群体竞争的一群。
除了全球化与技术进步的因素外，也有人认为还有其他人为的因素，如政府政策。一个引人深思的现象是，虽然许多普罗的生活日趋困难，可少数有特殊技能或特殊人脉者，则快速致富起来。以美国为例，在1950-60年代，大企业的首席执行员的年薪，通常只是普通员工的约20倍，可今天却是200倍以上。
同理，最高1％收入层的收入，也从总国民收入的约10％翻倍到今天的约20％。显见这里还有一个政治经济因素，也就是有权有势者，如大企业的高层、华尔街的金融家或基金管理人等，可经由他们的人脉改变政府政策，以利他们发达致富。这个现象也不限于美国，而是全球性，即便是中国也是如此。
这就形成了一个穷忙族与不劳而获富豪的两极分化对照。有权有势有人脉者，可透过各种管道影响政府政策，以便让他们更易暴富，若发生问题，便由政府用人民的钱来善后，如美国2008年的次贷危机。
“市场说了算”趋势
由于主流媒体也多被有权有势有人脉政脉者操纵，从而成了一种市场说了算的时代趋势。易言之，即便在所谓言论自由的发达民主国，所谓言论自由也大多是媒体幕后大老板的自由，而不是普罗大众的自由。实则，大体上连学术界也是如此。市场说了算的结果便是大家跟著市场走，市场雄霸天下，与市场不同调的声音发不出来。这也是何以2008年次贷会发生的主因之一。
市场说了算不仅是贫富两极化的主因之一，也是致成经济泡沫化的根本原因，如资产泡沫化。就资产泡沫化言，政府本身也有取巧之处。因为，当普罗大众工薪大体上停滞的时期，资产升值也是提高收入，即人民的收入与消费力，及政府收入的手段。资产升值了，拥产者会自以为金融资产增加了，便敢敢消费或进一步炒房炒股，带动景气。
同理，政府也可从升值的资产中，抽取更多资本利得税或房地产税等。可见这不失为一种刺激经济与收入的手段，只是过其度也会自食其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