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贫富差距的大小，便是个备受关注的课题，如2千多年前，孔子便有言“不患寡而患不均”，管子也提醒，贫富有度，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在我国，1971年出台的新经济政策，也是打著纠正族际贫富不均的口号出台的。至于流行于西方发达国的福利国，其本旨之一，也是要加强国民团结与社会成员的一体感。
只是，对于不平均，也不宜带著单一因素，或单一维度的角度来看待，而宜从一个更全面的多维角度来看待！因为，这不单纯是个收入高低与分配的事宜，且涉及了不同的社会公正观。也因此，联合国才出台了人类发展指数（HDI）的衡量标准。HDI除了通用的人均收入指标外，也包括人类预期寿命与入学率、识字率等。在这个指标下，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相近的国家，也可能出现颇大的HDI差距，如马新港中泰等，基尼系数相当（见东方日报《大马贫富悬殊》专题报导；1月27日A18），可HDI得分差距相去甚远。2011年个别世界排名为大马第58、新加坡23、港12。在印度Kerala邦人均收入低，可其邦民的识字率与预期寿命，却高于许多较高收入邦。其他国家与地区，也不乏这些例子。此外，也涉及了绝对贫穷（Absolute Poverty）与相对贫穷（Relative Poverty）的概念，及社会福利的有无，多寡的事宜。
在大马，政府较偏重经济政策，而较忽略社会政策（Social Policy），也就是有关公共服务的提供与治理的政策。其中，为了发展国产车，而忽略公共交通便是一个显例。此外，也涉及了私相授受挑赢家，为某人或某个特殊利益集团“开财路”的不当行径。
一国若贫富无度固然不好，可若公共政策旨在劫贫济富，就更令人痛心疾首。它不但加剧了低收入层的生活成本，加剧通膨，也会阻碍经济的升级。一个较合理平衡的方法是，经济政策宜重效率、增长、生产力、创造力，而社会政策宜重价廉物美，甚至是免费的公共服务，如医疗、教育、公交、社会保障等，以便间接地缓和财富与收入的不平等，及“补贴”低收入群的收入，因为，减少开支，便等于提高可支配收入（Disposable Income），是种既不会削弱人民就业的积极性，又不会鼓励白搭便车（Free Riding）的两全之策（因为，公共服务是众人可用。）这个方法，也可缓和机会的平等对结果的平等的矛盾。
进而言之，较合理的社会公正观，应包含至少以下的方面：一为基本权利，如公民与政治权利的平等，及尽可能平等的机会，如受教育与培训机会；其二，公平与发展，或公平发展的终极目标，应是人的自由与人的发展，也就是，尽可能让每个人，有发挥其潜能的机会(Chance)。此外，扶弱扶贫应重能力培养（Capability-building），即授之以渔（技能），而非授之以鱼的关键区别；其三，应看到人的多样性（Human Diversity），这个多样性不仅见之于个人之间，也见之于不同文化、宗教群体之间。
毕竟，人的天赋、价值观、性向、努力、机遇等不尽相同，不可强求一致（结果的、平等的经济平等），而宜把重点放在基本体面生活（Decent Living），及发展与发挥的自由与便利。这才是可持续的积极福利（Positive Welfare）。
这是个区域化与全球化加速进展的时代，也是新知识、新技术、技能推陈出新的时代。
在这个变动不居与竞争剧化的大竞争时代，一国应把重点放在培养人民的知识与技能，让他们跟上时代，也能上升到更高层次的经济活动，从而提升收入，创造资源。
这才是可长可久可靠的纠正贫富无度的佳策，至于有能力正当正道致富者，也应肯定其创业创富的贡献，而不宜仇富。这才是双赢之道。
结而言之，政府要廉洁高效，提供必要保障，及有效制止不当的坐享其成、坐地分赃的劫贫济富的不当寻租行径，以便走向公平的人类发展的康庄大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