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某些论者总爱强调“悲情”已过时，然本国华教与悲情的关系，还真的是“欲舍难分”：不是当事人沉湎于悲情，而是悲情总被外力挤迫出来。如说面对国中华文科不但难开课，也难考到佳绩，以至越来越多学生弃考的不利情势，许多爱华教人士不免深感不忿、气馁，乃至绝望。
就算每年都有一些学生勇敢地作出不惜牺牲多得个A+或A之机会也要考华文、即使考不好也绝不后悔等振奋、温暖、激励人心的“喊话”，惟不管华文媒体如何为之敲锣打鼓，其本质上还是可悲的。
说来匪夷所思，乃至荒谬：怎会有一个国家连一门中学语文科的教学和考试，也会搞到连未成年的学生都被推到“文化传承”、“民族大业”之前线，严正但沉重地为族群发声、表态、抉择？
与其说这些学生“识大体”而令本族骄傲，不如说本族已失败到连堂堂正正的文化，也无法被自己的国家所重视和维护，结果“难为”了这批年轻一辈，实在对不起其人。
有权建立机制
只要一群体仍觉得其族群“本质”和认同有存在的必要，在民主国家，其完全有权通过正当的政治程序为文化传承建立某种机制，包括国家级的机制，如说学校、研究机构、推广中心等，而这当中也包括把其主要语文列为正课，乃至“一定程度上”的必修、必考科的权利。
可这权利到底能实现多少，则得看族群的政治视野和作为了，那些有许多领袖一味“逃离政治”，动辄搬出“不要政治化”立场来躲风头、和稀泥，乃至乾脆卸责者，恐怕只有一直被无视、冷待、忽悠的“命水”。毕竟会不会、要不要政治化，诚非可由某方一厢情愿的。
当然，坊间也总会有另一种自诩为更“自由主义”的声音质疑华族为何要坚持文化传承，为何偏要下一代懂华文，所以认为其悲情是“自找”的，连所谓文化权，也只是某种“内在霸权”。
如此“先进”的自由主义不无其意义，惟若其提倡者不先依同样逻辑去针对所谓“国语”和“国家文化”，那不仅难叫人信服，还有“柿子挑软的吃”之嫌。
国中华文科难开课、难考好，若只是偶尔发生，或可视为技术问题，但若是长年累月且还蛮普遍的一再发生，加上与其他科目的“待遇”相差太大，则很难叫人相信其背后没有“政治黑手”。是以，某些人衍生遭“打压”的悲情和相应的抗争态度，诚非无理取闹。
总之，民主国家本就不该让群体产生如此无辜沉重的悲情。至于不因此而检讨、修正国家制度，反而去追究、质问或“忠告”悲情者为何不“自省”、“放下”、“识时务”、“山不转人转”、“自力更生”等，实在有点莫名其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