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一份针对马来西亚人理财知识的问卷调查报告显示，在8000名受访者中，将近一半的民众无法依靠存款支撑三个月的生活开销，55%的国人一个月内无法储存到500令吉，甚至20%左右的民众是毫无存款；调查也锁定40%低收入户（B40）中有37%收入低于2000令吉，且没有存款。
另一项数据也显示，2020年1月至7月份，有将近900名18至35岁的青年宣告破产，而当中超过100宗破产涉及31至35岁人士。在疫情冲击之下，马来西亚的失业人数高达100万人之多，而且其中有50万青年及35万毕业生。
今年7月，政府也上调贫穷线标准为每月收入低于2208令吉。数字上是否能感受马来西亚人民贫穷的困境？数字上的统计只是方便政府在收集整体的数据以及从数据中尝试寻找解决方式。但我认为如果实地到乡下走一圈，可能会有不同的发现。
以个人实际碰到的案例为例，前几年到文冬的垦殖区（FELDA）做田野调查，发现有户马来同胞住在河边，自行用木板建房子，格局不大，大人小孩都睡一起，也没有太多的物品，就连基本的电源与水源都没有；早期水源都是来自河流，但附近工厂将污水排出河流导致无法正常使用。
机会、保障和制度
若需要电源则得租借发电机而每天必须承担十令吉的费用。马来大哥是以零工为主，除了需要承担家里的开销，还需要承担四个小孩的基本上学费（有个小孩是念华小）。要如何维持家中基本生活？水源则是到附近的老人院取得，至于电源就以油灯来取代。这样的贫困是无法用金钱的数据来感受的。
因此，在援助贫户方面，政府应该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系统，不是一次性的援助金，也不只是金钱的援助；而是在立法与制度上提出实际长久解决方案。第一，成立基本审议小组，邀请各专业人士共同商讨基本薪资，这也包括了时薪和月薪的最低标准，制定薪水的数据来源以及每年商讨调薪的制度。
第二，朝野政党应该共同成立几个小组：青年就业与发展小组、弱势群体/边缘小组以及城乡永续小组；通过朝野的共识与讨论，在修改或是成立新法案以及增加预算上也能顺利进行，也不会因为政治口水耽搁国家议题的讨论与发展。在成立各小组的同时，政府也应该让民众有管道能够提出自己的意见，并定期公布小组讨论结果与解决方案，让民众能够检视以及接触各界的忧虑。
在处理贫穷议题，政府必须秉持三个态度——“机会”、“保障”和“制度”；制造更多工作机会，让刚毕业的大学生能够迅速投入职场上工作，尤其是失业人士以及二次就业。在就业职场上，政府应该保障劳工的基本权利，例如加班费、休假、基本薪水等等；这也涉及退休人士如何享受晚年以及福利保障。至于制度偏向于在立法层面与程序上，政府应提出全面政策去协助贫穷户，而不只是给予援助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