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确定性是当今世界的特征。专制政权的领导人可以做出改变国家和地区格局的决策，正如在俄罗斯和最近的沙地阿拉伯，在民主国家也可看到，选民选出的领袖拥有前所未有的决策及领导风格：从英国脱欧、特朗普的胜选，民粹主义者从政治边缘、自治或独立的呼声中崛起。
这些现象反映著民众的不满：财富和权力的不平衡（无论是跨越国界或民族和宗教的），缺乏经济机会（特别是对比过去），对主权丧失的假定，或者未能解决造成这些现象的问题，如移民或社会规范的改变。
重获领导地位
许多人被另类观念吸引，即使这些理念不被学者、政治阶层或受过教育的精英视为理性的。但这反使其更具吸引力，通过社交媒体和偏见，进一步加强人们的信念。有时候，这些另类的观念通过选举方式出现：但有时其也会以暴力或革命形式出现，甚至以宗教来自圆其说。
另一种世界的看法是：“几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被其他列强欺负，现在我们要取回拥有的财富和力量，在强大的领袖领导下，现在是我们重新获得主导地位的时候了。”
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其预期效益是显而易见：以建设道路、铁路、港口和机场的新交通基础设施，将扩大连通性，不只打造出新城市和带动经济的发展，也为路线下的地区带来繁荣和机遇。有人无视其存在的风险，另有人质疑从签署的合同以及引进工人的现象中，真正的经济受益者是谁，当然还有人纠缠在主权和法治的问题上。
招标过程是否会依循透明的程序，或者政治领袖会否为了巨额投资而对规则做出一些妥协？各国政府能否执行其法律，还是在地缘政治考量下，把无人居住的岛屿和领海之下的财富做为交易？
忽略人权问题
这些问题不仅是关心透明度和法治的理想主义者关注的，商界也一样密切留意。香港是经济自由、尊重产权和法治运行良好的示范。事实上，从英国把香港移交回中国20年后，在一国两制下，香港的法律，会计和银行体系提供的信心，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许多跳板。
但在东盟和马来西亚，历史地缘政治的影响仍然重要。今天，提到东海岸铁路计划或大马城时，有人会指这是经济帝国主义。尽管东盟已经实现了更好的互联互通，降低了种种壁垒，令到数百万人受益，但在罗兴亚人遭迫害事件上，表明本区域也存有不确定性因素，需要我们去面对和克服。
当外交是根据领导人之间的关系时，显然就会忽略了人权问题，使到这些具有价值的事，变得如此明显的脆弱。
随著众多机会的出现，从制度角度来看待其可持续性将是一个关键。新的商业协议是否会给这个体制带来信心，还是会在未来为了签订协议扭曲体制的运作？与政治人物或政党勾结会否使一个国家的人权受到侵蚀，还是公平的竞争会带来中产阶级的增长和自由？
放弃民主原则
在权威主义盛行的世界，可能会有一种诱人的结论：做生意的代价就是放弃民主原则。
但正如香港的例子，建立持久的资本主义（即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唯一可持续的方式，就是建立可信赖的机构；权力来源于立法代表制定的明确法律；公务员按照既定的规则和明确的界限提供服务；并在人民共识下展开改革。
“一带一路”倡议有望为包括我国人民在内的数百万人创造更好的生活。我希望这种经济的联系和财富的扩散，能教育社会，如果要创造更多的机会以保持可持续的发展，就须有需良好的治理和道德的商业实践。这是一个能在不确定性世界中，创造稳定的因素。
本文为作者于世界华人经济峰会的演说摘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