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第45任总统特朗普提出减税案终于在备受争议中通过。这个减税对世界各国会有什么影响，也是值得研究的。
因为它不但加剧了全球性的减税竞赛，也会对全球产业特别是制造业，产生一定的冲击，如大马的出口中，有近80％是制成品，其中电子、电器便占了近40％，减税加上美企回流，多多少少会冲击到其他国家的外来直接投资下跌。
增税对减税，是政经界充满争议性的论战。大体上言，右派较倾向减税，而左派人士则倾向增税。可以说，这不完全是个纯经济课题，而是涉及意识形态及其背后的立场与利益的争论与争夺。从世界范围来看，1980年代是个重要的转折时期。
减税成了竞赛
事因，1980年代英国的铁娘子撒切尔夫人与美国的保守派总统里根上台后，便大力推进减税政策，经而成了世界趋势，外加上科技进步与新自由主义的盛行等综合因素作用，减税已成了一个竞赛，是逐底竞争（Race to the bottom）的一个组成部份，也就是削弱国家主权的一个利器。
减税究竟是利大于弊抑或是弊大于利并没有简单的答案。左派人士通常指责减税是个使富者更富，穷者更穷，且逼使政府削减对穷人的各项补贴与福利的坏政策；只是，支持减税者则另有一套理路与相应的供方经济学理论（Supply-side economics）。
按照供方经济学理论，发达国家在1970年代会面对诸多社会、政治、经济挑战，主因在于大政府与高税率，终而造成了高通货膨胀与高失业并存有滞胀（stagflation）的困境。
按照传统经济理论，高通膨与高失业应是反比例关系。可进入1970年代，这两者竟然成了同比例关系，这是种异常状态。主因在于高福利与高税率钝化了人民的工作意愿与企业的积极性。因此，出路便在于如何释放人民与企业的潜在生产性力量，如打造一个促进人们愿意工作，企业愿意冒险创业创富，投资人愿意投资的良好环境。
税率高税收反而低
也就是，政府不要做大政府，要做小政府，不要有太多碍手碍脚的法规；去掉或放宽劳动法规；合理化补贴与削减社会福利支出；或是把国有国营企业民营化，或把政府作业发包给民间去做，而不是包山包海，什么都亲自包办；管好货币发行量，以更稳住物价；适度的利率等。
只要做到以上，大体上经济就会动起来，而只要经济动起来，增长率够高，就会出现足够的就业机会，而只要有就业或人民愿意工作，政府便能减少支出（如减少失业救济金）与增收创收。用一句形象的话说，便是水涨船高，只要潮高涨，所有的船便会浮起来，可捞得风生水起。
这个水涨船高论也称为涓滴论（Trickle down theory），也就是穷人或多或少总会沾到一些好处。
在这个理论主导下，从1980年代开始，各国纷纷自愿或被逼无奈地降低各种税率，如在1980年，英国与美国的个人所得税与公司所得税个别最高为83％与52％，73％与46％，表面观之税率超高，政府收入也应水涨船高，只是实际情况是税率越高，政府收入越低！
何以如此？供方经济论的答案是，税率有个最适的税率点，越过这一最适合税收反而会不增反减。理由是，个人或企业不是缺乏动力就是致力于逃税避税。
说到底，这是个人性的弱点，人没有左派人士想像的那么高尚，而是会在通常情况下趋利避害。从现实人性出发，供给派主张，税收越低，政府的收入可能越高。
实则他们中有许多，甚至主张均一税（flat tax），也就是不论收入多少，一律缴单一比例的税，如把个人所得税一律定在13％（如俄罗斯）或16％（如香港）。从他们的角度看，均一税不但简单明了，也更公平有效。据知，目前有20多个国家走均一税路线（多为东欧国家与前苏联加盟国）。
从左派人士来看，只有累进税（progressive tax）才是合理公平的，也只有均贫富社会才会安定团结，穷人才不会造反，经济也才能继续增长（因为有钱人毕竟是少数，无法支持广大购买力），更何况，富人之所以能富，也是因为高税率使政府有财力培育可用人才及可利用于研究与发展，让富人可发起来如比尔盖茨。
利己主义或反效果
究竟谁是谁非？已不是单纯的是非题。从实际出发，就1980年代美国的实况言，在左派指责里根经济学并没有改善政府预算，可供给派则认为，不是政府收入没有增加，而是国防与军费增加太快，以致赤字无法改善。此外，军费大增如美苏时代的星球大战计划（Star Wars）导致军备竞争，最后拖垮了前苏联。因此还是值得的。
就特朗普的经济政策言，也是一种选择性的里根经济学再现，如大幅减税（公司税从35％减至21％，个人所得税则从39.6％小幅减至37％），与大幅增加国防支出与军备扩充。只是，略有不同的是，供方经济也主张自由贸易与劳动的自由流，这两点特朗普则反其道而行，搞国家利己主义（实则可能是效果适得其反）。
大体上言，发达国的收入中，个人所得税通常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约8％，而公司税占约3％，故公司税可大减，个人所得税则难大减。大马则是相反，个人所得税占GDP约2-3％，公司税占约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