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主流论述，513暴乱的导因，远因是长期的族群之间经济差距，导火线则是1969年选举华人选民摒弃执政的联盟（Alliance）。远因指向了暴乱后《新经济政策》消除贫穷和重组社会的两大目标，导火线则形塑了华人选民担心变天会导致暴乱的心态。
然而，1969年真的是──以今日语言来说──华人海啸吗？我们可以比较1964年与1969年半岛的选举成绩（东马当年没举行选举）。因为投票是秘密的，我们无法准确知道选民的选择，只能从成绩中寻求合理的推测。
从得票率推算趋向
第一种方法是比较不同政党的得票率。不同族群有不同的政治诉求和偏好，因而可让我们推算不同族群的投票趋向。
这种推算会有一些方法学上的弱点（注一），但瑕不掩瑜，表一让我们看到一些有趣的现象。就整体而言，非马来人为基础在野党（主要政党改头换面）的得票几乎原封不动，保持在26%左右；由于劳工党鼓吹抵制选举，因此华人真正的反风可能会比26%稍高。更有趣的是，马来人为基础在野党（主要是伊斯兰党）则大幅度增长，比率从15%增加到25%。仅仅从这个角度去看，这更像是一场马来人海啸。
为了避免全国加总遮蔽了具体的变化，表二呈现了西马国会选区马来人比率（直轴）与联盟得票率变化（横轴）的关系，每一点代表一个国会选区。（注二）西马当时有104个国会选区，这里呈现了91个，只排除了13个，10个因为1964或1969年没有竞争无法比较、2个没有族群资料和1个延后投票。
明显的，联盟流失选票的选区，绝对不止于非马来人占2/3的选区（左下）和混合区（左中），也包括马来人占2/3的选区（左上）。这是一场反联盟的全民海啸，但有明显的区域差异：除了吉兰丹有一些选票从伊党转向巫统，其他马来人地区都主要是从巫统转向伊党；联盟在槟、霹、雪的非马来人区高度失血，但在南部的非马来人区和混合区却大致能稳住局面。
得票与议席不成比例
这场全民海啸说明联盟与民众严重脱节，但是并不代表反联盟的选民对国家有明确的共识，因而才会在选后立即陷入族群紧张，进而触发暴乱。
然而，除了族群矛盾，全民海啸会引发灾难的深层原因还包括了选举制度，因为“领先者获胜”（First Past The Post，FPTP）选制让选举成绩变幻莫测。
就半岛而言，伊党得票率从1964年的15%暴增到24%，但是，议席只从9席（半岛104席的9%）微增到12席（12%），完全不成比例。相反的，非马来人在野党的得票原封不动，议席却从6席（6%）增加到25席（24%），因为1964年时社阵与中左反对党（人民进步党、联合民主党、人民行动党）对打，分散了在野选票。
若我们的选举制度是比例代表制，1964年非马来在野党的整体席次就会很高，因而不会有1969年的暴增；而伊党在两届大选都会得到更多议席，可能会与非马来人在野党结盟，让两线政治更早浮现。经济上偏右、族群问题上走中间路线的联盟可能在1964年就会面对严峻挑战，也就不会等到1969年才有崩盘的恐慌。
传统观点认为，马来西亚的FPTP惩罚单一族群的在野党，让多元族群的联盟/国阵坐大，有利于政治稳定与中道政治。然而，FPTP的不可预测性与高风险，也增加族群之间的恐惧。值此513的50周年，也是509变天后一年，我们或应彻底反思：怎样的诱因才能把多党竞争的风险减至最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