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富强，是中国自1840鸦片战争以来的百年心愿。在这个过程中，也经历了许多曲折的反复，一直到1978年改走经济建设为中心，及改革开放路线后，才有较好的成绩，但依然面对不少不确定因素和挑战，如来自美国的阻力。毕竟国家利益是现实的。
历史地看，中国自1860年代，便已启动洋务（自强）运动，比日本还早了好几年；只是，日本虽快速走向富国强兵，中国却进步迟缓，甚至在1894-95的甲午海陆战争中，被日本打败，终而只好割地赔款。这个赔款加速了日本的富国强兵与殖产兴业，却拖慢了中国的步伐。
何以日本能，中国不能，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如日本成功实现了中央集权的尊王攘夷，中国却内战连连。如1851-1864年的太平天国运动，或1857-1860年的第二次英法联军的鸦片战争，又迫使清政府得赔款。1901年义和拳事件后的赔款更是惊人。
从富强的的思路与战略看，1860年代的洋务运动重在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也就是侧重船坚炮利的技术面；康有为与梁启超等人所搞的则是以俄罗期与日本明治维新为模范的即变事（技术实业）也变法（制度）的君主立宪政，可惜这个维新只搞了百多天，便因西太后干政而中断，使得康梁不得不外逃，其中康有为还在1900-1910年间来过新加坡7次，在新马掀起保皇的君主立宪维新论。
缺乏统一权威难富强
与此同时，孙中山则搞推翻皇帝制度，图建立民国（共和国）的路线，只是孙中山毕竟是书生不是军人，没能掌控足够的兵权，最终只好让权给握有军事实权的袁世凯。之后的中国，更因缺乏有权威的中心，而陷入四分五裂的军阀割剧局面。蒋介石虽在1920年代后期，在形式上统一中国，可又碰到日本大规模入侵中国，及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内斗与内战。
在这种缺乏统一与统一权威情况下，自然谈不上什么富强。实则，在日据时期，还流行亡国论，使一些人如汪精卫选择与日本合作。
直到第二次日本被打败，中共也在内战中打败国民党后，再真正实现了统一与建设；只是，这个再统一与重建也因意识形态的斗争，而使富强之路受挫。
本来在1950-52年走新民主主义路线的时期，中国的建设是有些成绩的，可在1953-58年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期间，又出现了要消灭资本主义残馀的发展路线。
更严重的，是1958年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的过渡到共产主义时期，发展反而不进反退。之所以，在于不合时宜地要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且猛刮共产风、瞎指挥风、浮夸风而自食恶果，遭殃的则是成千上万人挨饿受苦。
极左路线阻碍发展
更甚的是，毛泽东这个左得不能再左的左王，又自1957年搞反右（资本主义路线），甚至在1966-1976年大搞文化大革命，使生产进入无政府状态。
一直到1976年9月9日毛去世，及同年10月四人帮被捕后，中国的建设再重新进入轨道。毛泽东可以说是位共产主义与阶级斗争的基要主义者，也因为是基要主义，便难免走极左路线，而极左虽可能是动机高尚却是发展建设与物质性富强的大忌。
对少数富有浪漫主义与高理想主义的人言，如毛泽东，精神与意识形态的纯正才是关键，可什么是正宗社会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毛泽东显然偏重全民全有制与阶级斗争，更要让资本主义在中国绝种；只是从正宗马克思主义角度看，应是历经了资本主义后，才进入共产主义。
若跳过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进入共产主义，后果只能是低水平的生活，人民只能过著清教徒式的吃苦耐劳的苦生活。这是不符合普罗大众的人性。
少数知识精英可以跳过物质生活大谈什么高尚精神生活，可普罗要的是实利实惠的物质享受。同理，普罗的公平观是多劳多得，而不是什么平均主义的大锅饭。平均主义只能致成均贫而非均富。就此点而言，还是邓小平比毛泽东更实事求是，更富群众性。
本来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思想体系与制度（即毛泽东思想），便是著重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要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要与群众打成一片，要能独立自主。可吊诡的是，毛泽东以基要主义，使他走向毛泽东思想的反面。有道是过犹如不及，走到极端便是脱离现实与实际，而产生帮倒忙的意料之外的后果。
高标准理想不切实际
还是邓小平更能体现中国化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突出地点出，中国的主要矛盾是生产力太低与物质文化需求递增的矛盾。易言之，当时中国的主要矛盾不是阶级斗争，而是生产力太低，也就是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在生活水平尚未提高到一定高度时，大谈阶级斗争只能说是不切实际。
只有先提高生产力，解放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与综合国力才是硬道理。群众是务实的，不需要太多高标准理想，这些只应留给少数的知识精英，包括极端的自由主义者。实则，不少自鸣自由主义者实为民族主义者。
邓小平虽是务实的，可在1980年代，中国的渐进改革也在进程中引起了不少弊端，如倒爷与通货膨胀，外加上前苏联哥尔巴乔夫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免不了又激起知识精英的浪漫主义激情，终而在1989年发生六四事件。从事后的角度看，当时大学生的反邓小平是浪漫有馀现实不足，没有统一的权威中心与长远的大局思想，及一贯的富国强民或国富民昌的政策，快速现代化是难以实现的。
从实现富强的角度判断，现阶段中国的集体领导与国家资本主义发展路线，应是具有制度优势。当然中国的基层选举，中层实验，高层选技及政治集权中的经济分权，不是其他国家可模仿的。中国应走适合中国现阶段国情的道路，不宜盲从西方。实则，现阶段西方在政治、经济、价值观等方面也出现广泛的论战。
总之，国家的大政方针应注意时代发展与普罗的实际需要，而不是太多的高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