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自己的路，是当前中国所一贯强调的基本路线，那什么是中国道路、制度、理论？答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早在1984年，邓小平便曾发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讲话。后在1992年邓南巡后，这个提法变得更丰富，而在1992年的十四大中，被正式定为中国的道路。惟，也有人认为这是打左灯向右转的障眼法。
只是，也应看到，这个特色是发展中的，也是个用发展中的理论，来指导实践的指导思想，而不是一成不变的本本主义或教条主义；比方说，在邓掌权时代，这个特色的突出特征是，中国尚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而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便是，社会生产力落后，这个落后的生产力无法满足中国人对物质与文化的基本需要，进而成了当时中国的主要矛盾。据此，邓强调一个中心（经济建设）二个基本点（改革开放）的纲领必须成为今后的执政重点，而且这个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
社会主义持公有制
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邓有自他实用主义的诠释，一般来说，中外学者均一致认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是公有制，计划经济与按劳分配制度，而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是私有权与自由市场。易言之，差别在于所有制与经济运行机制。公有制（包括集体与全民所有制）程度越高，越接近共产主义，也就是说，共产主义是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而社会主义则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
从所有制与计划经济的角度，当代西北欧流行的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不算社会主义，因为西北欧基本是走私有制与自由市场或混合经济体制。邓对社会主义的另类诠释侧重于解放与发展生产力。这个生产力指的是生产性力量，如有劳动力的人、科技、土地、工厂、生产工具等，而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生产率（productivity）。
对于生产性的力量，邓又特别重视科技，认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也因此他特别重视科技兴国与教育，也致力于农业、工业、科技与国防的现代化。在80与90年代处于生产力发展不足的短缺经济条件下，邓又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若要证明本身的优越性，就要发展生产力，提高国人的生活水平与纳合国力；否则就会被资本主义国家比下去，也挡不住西方对中国发动的和平演变。
这种实事求是的思路，确是中国这40年来能在经济方面取得快速增长的思想条件。发展是硬道理，去争论什么是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姓资姓社，是不必要的节外生枝，先把经济活起来才是正道。也幸好中国出了这么一个掌有实权的实用主义领导人，中国才有今日的从边缘走向世界中心舞台的成就。
强调4坚持条件
同理，从实际出发，邓也有智慧与有技巧地强调在4个坚持的条件下搞发展才是硬道理。这4个坚持：持社会主义路线，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领导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至少在相当程度上抵住了党内外保守派的抵制，也使渐进改革路线能走下去。若否，恐怕难免引发高层权力斗争。
这是1989年搞六四学潮的那些温室里的学生所难以体会的。毕竟，这些人没历经文化大革命，也没经过1968-80的知青上山下乡的体会，不知改革开放是有风险的。邓能在“凡是派”（毛泽东主义）的压力下走介于共产基要主义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中间路线，是当时最明智的选择。这是抵抗最小的中间路线。改革不是像那些充满纯真理想主义学生所想像的那么简单。改革是在走钢索。
邓的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从国情出发的改革开放也很幸运被其隔代接班人所继承与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如江泽民时提出的三个代表与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观。进入习近平时代，则提出了跟上时代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谓新时代包括国内外条件的变化。
大而化之地说，毛泽东时代，奋斗目标是使中国人富强起来，惟只实现了使占人类1/4人口的中国人站了起来，但却没富起来。不但没富起来，反而是均贫起来，形成了共同贫穷的中国。在1978年，中国的人均只有人民币385元（227.6令吉）；第二代领导人的邓小平不得不在这个共同贫穷基础上，搞使中国富起来的工作。
民族主义的时代
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终于也算富起来了，到了2018年，中国的人均收入，已超过人民币6万元（3.55万令吉）。
富起来之后的中国，很自然地就要追求强起来，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是个阶段性变化，也是个从温饱到小康，再到全面现代化的目标。
所谓强起来，当然也是个阶段性的目标，如在2020实现全面小康。在2035实现现代化及在2050成为全面现代化的全方位强国。本来按邓的期望，到了2050中国要实现中等发达国的目标，可习时代，却是要成为科技也领先的全面现代化国家。伸言之，到了2030年代中国的经济总量有可能向美国看齐。当然人均收入依然远低于美国。
习的中国梦，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与特朗普的再度让美国伟大起来有类似之处。有趣的是，英国新首相约翰逊也有这种倾向。实则，日本安倍与印度的莫迪均是同类的民族主义者。这是个民族主义才是硬道理的时代，那些对民族主义不屑的民运或自由主义派只能说是自命清高，但却与民众脱节。打情感牌，依然是有效的赢取选票或支持的廉价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