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社政界，甚至学界某些人曾提出“安全感论”，试图为某些群体必须享有一定的特别地位，乃至权利而缓颊、开脱，甚至支持。简言之，只要尽力满足有关群体于各方面的缺安全感（包括某些所谓的“敏感”），那这社会就可趋于祥和、安宁些。
然正如贪欲无法被满足，安全感这东西恐怕永远也不会“足够”，因为这世间的许多东西都是相对的，永远有更好或更糟的比较对象，任君选择。于是乎，今天仍有些人主观认为我群受到剥削、威胁、挑战，乃至屈辱，一点都不意外。即便无论是法律或是政经文教等各方面都明确显示了对其群体的有利倾斜，但这些人还是自觉受到亏待，急于指责他群对其不公平、不尊敬。
国情论漂白制度暴力
甭说，上述政界和学界人士若非另有目的，那就未免对人性太乐观、太一厢情愿了，以为安全感是可以在一个客观标准上被“补足”的。殊不知，人性总有“恶”的一面，总会找各种堂而皇之的理由来合理化眼前的利益或不足，而且还要“得寸进尺”。于是“缺安全感”总会一直被炒作来唤起民粹主义，然后借之谋取权力、抢占资源、排挤他者。
职是之故，一个民主社会，总必须有一些基本价值和原则是超越“现实”的，不能为“现实”所折衷或模糊，如说“人生而平等”，或者至少“公民平权”。某些绥靖政客或学者无论基于何种心态或目的，试图为某些群体的特殊地位和利益背书，力主特殊国情（包括历史）或容许某些人“比较平等”、“比较有权”，根本就违背了民主之崇高精神，而且根本弥合不了“现实”中的社会疏离、撕裂和紧张，乃至更为之添乱。
虽说“平等”、“平权”、“多元”、“自由”等普世价值总会被某些居心不良者扭曲为洪水猛兽，用来编织黑影、撕裂社会，给社会造成某种压力，但若今天人们不捍卫、争取、推广这些价值，那等到与之相反的价值居于主导、主流地位的时候，那所有人，包括几个世代的后人，都得遭受后者的折腾，乃至折磨。
总之，诚希望政客和学者们不要再陷于“国情论”迷思，以为某些普世价值并不那么普世，可以依国情而斟酌取舍或打折，并由此坐视，甚至参与漂白、柔化各种违背人权的制度暴力和话语暴力。
当然，政客和学者以外，还有更多的老百姓必须超越如此迷思，这肯定不是容易的工程（甚至有点危险）。惟若作为精英的政客和学者不知或不愿自我超越的话，那只好准备与众人一起沉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