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反送中运动自去年6月开展以来，已跨进半个年头。虽然在示威与动乱的过程中已有收敛的迹象，但问题的解决远远未触及核心价值的争议。
局势的变化也带来性质的改变，而且是有大的不同。因此我们必须回到问题的根本：究竟香港民众示威游行是表达了民族主义还是民粹主义？不单外界感到混淆，就连参与反送中的示威者，也可能分不清本身是在表达什么样的政治情怀？这些人又要把自己的家园带向什么境界？
基本上，民族主义（Nationalism）和民粹主义（Populism）是有差异的，但不时被混淆起来。民族主义是近代社会的人民为争取国家对民族的认同而进行的斗争，它具有强烈的政治取向和国家意识。
而民粹主义运动却是对社会危机的暂时性反应。它们会提出一些煽动的口号和主张，以迎合民众的需要，从而获得他们的支持，并进行社会动员。因此，民粹主义本身也会带有偏执和狂躁的民族主义，甚至有时是种族主义的。
如果民族主义沾染上民粹主义色彩，把珍爱自己民族的情感浓化成憎恨别的民族，就不仅具有排他性，也具有灭他性。对于这样的极端民族主义，科学家爱因斯坦形容它是一种发育未全的疾病，是人类的襄石虫。
在考察反送中行动后，可发现两者都不是。尤其，所谓的“五大诉求，缺一不可”的终极目标是什么，令人疑惑。因为在否定本身不是中国人的同时，只承认本身是香港人之际，香港又是哪个独立国家？一个心中无祖国（中国）的人，又把自己定位在哪里？
体制埋下“仇中”阴影
毫无疑问的，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是英国于1840年通过武力手段（鸦片战争）取得的，进而把它变成英国的殖民地。这就意味著中国政府（不论是清朝或中华民国或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拥有这块土地的主权。基于这样的历史条件，中国在1984年与英国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言明在1997年7月1日将香港主权移回中国。
因此，中国在法理上是香港的主人，也成立了“特别行政区”。在这种架构下，中国实行一国两制。但在不能否定中国的主权下，香港享有高度的自治地位，初时还有31%的香港人同意回归，而且也不抗拒自称为中国香港人。
现在香港回归已经22年了，但港人的思维和意识形态依然是殖民地时代的想法，既不靠拢中央，也不让中央插手政务，俨然把香港当成另一个“独立”的实体。由于港人“抗拒”之心不懈，反中倒成了回归后的新常态。再加上学校教科书上没有灌输爱国意识，也没有重新开始“教”香港学生热爱祖国。
在一国两制的体制下，港人保持殖民地时代的旧思维，由中共成立的特区政府也就面对越来越多人民的“背叛”。因此，回归20年后只有3.1%的香港年轻人认同为中国人的身份。这是十分吊诡与令人诧异的事，或多或少也埋下了“仇中”的阴影。
港人迷失民族方向
针锋相对的亲中与反中的论述，也在本地舆论界争议不休，譬如潘婉明博士近期就有三篇文章，即《藤条、砖头、中华胶、进化的反动的修辞与反智言论》、《暴力、隐私与性：香港反送中的完善示范》及《We（Dis）Connect：香港反送中运动在马的联结与分化》受到批评。她在字里行间表达了对港人示威的同情和支持，也不指名道姓地批评一些人指说：“不先解决民生问题，社会再民主也没有用”。
她进一步论述许多马来西亚华人的思维与香港人的不同，前者被形容为“中华胶”；再加上华媒的亲中，产生普通亲中的倾向。这些人更用谴责的语言责骂示威者，她认为既然老左或南大生在那个时代（60年代）受到压迫时奋力反抗，而今次香港示威反抗政府又有何不对和不同呢？为什么不支持呢？
显然这是指马新老一辈的老左、南大生和亲中者以中国为主体，不问“青红皂白”就“判港人为反中反华的急先锋”，但却不反问他们（港人）的抗争是否与过去的南大生一样吗？
基于香港示威者的反中反华及老左和南大生的亲中亲华对峙立场，这就偏离了问题的本质，更不能奢望老左和南大生支持香港学生来反中和反华的。
南大生伍依用了长篇大论驳斥潘婉明的文章，我不再撰述，读者可上网详读，但我们要强调的是：伍依所提的论证是潘婉明把反中当成正义的斗争，而未区别港人斗争的正当与不正当性；更不能拿此来嘲笑老左和南大生“幸灾乐祸”。
总的来说，潘婉明的论述和理论是比较薄弱和模糊焦点的（毕竟支持港人当下的示威，等于是支持港人分裂中国）。当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和海外华人不认同香港的过度诉求时，就不能说华人是“冷血动物”。这也是马来西亚华人与港人最大的不同点，也是大马华人的一种民族情怀表现；而恰恰相反，香港人迷失了民族方向。抗争的结果是将一个大好的香港弄得乱七八糟，乌烟瘴气。
最后的总结应该是： 凡是分裂中国的，海外华人绝大多数一概反对。因此不支持港人反中的道理即在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