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小学六年级那年，父亲带著我到国民登记局申请身份证，一到现场就有一个先生围上来跟我父亲沟通，从申请表格填写到号码的领取都可以处理好，只要付钱保证可以以最快的方式完成申请工作。教育水平不高的父亲经过一番砍价后，付钱交上资料，代理人填完表格，交代清楚所需要的照片格式和一些申请的细节后，交给父亲一张他一早领取的号码牌，果然很快就被柜台叫号，跟著那位先生的指示完成申请作业。
多年后我申请购买政府某拥房计划的房子，父亲第一个问题就是要花多少的喝茶钱，深入了解才知道他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申请购买的廉价房屋付了几乎是房子价格的喝茶钱。父亲说那个年代只要跟官方打交道，准备钱请人帮忙就是了，否则不管是营业执照、廉价屋、各种注册，我们华人是绝对没办法申请到。
随著年纪渐长，也开始了解这些就是某种“代理人”的角色，而这中代理人文化也是长久以来马来西亚华人困境的投射。那个时代不少华人的教育水平不高，更别说能拥有可以应付官方作业流程的马来文水平，加上对于官方各种程序流程的资讯不了解，即使到现场询问，鸡同鸭讲也弄不清楚当中的流程和所需要的文件和程序，甚至还会被刁难，因此与官部门的互动成为很多人无法跨越的一个大槛，从中便养成了一旦需要跟官方互动，就要找人帮忙的代理人文化，似乎只要没有找人帮忙，事情就无法处理。
在这个背景下，华人社会也形成了一种悲剧角色的身份，华人在政府部门接洽公务就是会被刁难，所有政府的申请华人都很难拿到，很多政府的奖掖、援助等方案（包括援助金、廉价房屋等）都是给马来人的，除非你有关系，找到对的人帮忙，否则我们华人绝对拿不到。
代理人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稍微有关系的地方人士，可以帮你处理问题，只是他会说需要疏通这个人，打通那个关节，所以每一件事都有一个数字，至于需要多少钱是他说了算，收钱的时候信誓旦旦，搞不定不断塘塞的大有人在，反正给了的钱就是拿不回来了。
另一种就是政党人物，社会上总有那么一个谁可能是民意代表，也可能是跟民代或是政府很熟的政党人士，可以处理小到小贩的营业执照，大至学校、社团注册、学校拨款和寺庙的土地纠纷等事宜，凡是地方发生各种大小事，好像只要找他就能解决，唯一的要求就是他或他的政党必须要继续当政府，这样所有问题都不是问题。
终究需回归制度和程序
其实不管是什么模式的代理人，终究还是要回归制度和程序，这是很多华人没有搞清楚的部分。就像以前在国民登记局帮忙处理身份证申请的那位先生，他其实根本就没有任何权力或是能力让你获得身份证，只不过他熟悉马来文，看懂整个申请流程，也知道怎么填写表格，而提早到现场拿号码给“顾客”，让你的作业比较快，就这样而已。今天这种工作已经消失，因为我们教育普及后，绝大部分的民众都能弄懂申请流程和填写表格，早已不需要别人代劳。
我们生活上很多事情就跟申请身份证一样，都有相关的作业程序和流程，只要你的马来文达到一定的程度，到相关部门了解就可以清楚掌握相关要求和程序，根本无需代理人，而至今代理人仍有市场不外乎是自己的马来文不行，再不然就是怕麻烦，如果不是前面两者，那就极有可能是想要钻漏洞，把不可能变成可能，如此而已。
我们华社不少人找帮忙其实都是要绕过某些程序，或是得到方便，而代理人正好就能够满足这种期待，其实厉害的代理人确实可以让你的问题暂时解决，这可能是他真的跟执法单位很熟系，或是拥有某种政治力量的协助让事情暂时被压下，而事实上在法律角度来看仍然属于违法。十年、二十年后公部门换人了，问题还是可能被追究，到时再来闹根本就没有意义。
如此侃侃而谈，主要是看到最近吉隆坡新街场某华人庙宇的土地纠纷和独中拨款的事情。在庙宇的拆除冲途中，据闻庙方其实早在一二十年前就已经很清楚相关土地并非他们拥有，甚至与毗邻华小也有土地纠纷，当时在某华基政党人物从中斡旋下不了了之，直到最近执法单位要拆除违法建造的出入口与围墙时，才引发起乩对抗警察和肢体冲突荒谬剧码。
旧时代的剧码
前天董总主席感谢某政党代表，更是精确的凸显了华人社会代理人文化，独中拨款在2019年就已经被纳入财政预算，而国内各大部分州属也有对独中进行制度化拨款，只要制度透明公开，而董总能够了解整个程序流程的话，政党背景的代理人根本没有存在的空间，过去旧时代的那种谢主龙恩的剧码更没有上演的空间不是吗？
因此站在一个凡是制度化和标准化的今天，所有的公共行政程序制度都应该公开透明化，让民众可以在有需要的时候能够快速的了解，现在只要打开网路，许多官方作业的程序和流程都能够在网路上找到，甚至也有各种经验分享的文章，只要愿意阅读马来文、英文资讯，就可以找到各种“攻略”，如此一来除了可以减少行政无效的消耗，以及降低大家的困扰外，也可以杜绝别有居心者独揽功劳，塑造某种救世主的角色，炒作自己的重要性和影响力，甚至让人有一种要谢主龙恩的错觉。
21世纪的今天，教育日益普及，民众的教育水平也已经越来越高，华社不能再一昧相信华人就一定没有机会，一直复制受害者角色，我们也不该将公务系统的要求视为刁难而找关系和找资源来要绕过合法程序达到目的。如此做法我们永远将将困在过去那种受害者的悲情中，无法摆脱被有心人邀功，甚至当问题无法解决的时候请神上身来对抗的的荒谬剧码，我们应该是从制度方面著手，一方面了解整个运作机制，另一方面监督和改革有瑕疵的系统，让整个制度越来越完整，才是长治久安的解决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