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领域在20多年前就进入先进国水平、并在全球化竞争中取得实惠的城市国家新加坡，和许多西方先进国的大都市一样，同时拥有大批高端和低端的两极化人口。但新加坡和西方具有福利律法的大都市不一样的是，西方的低端劳动力基本得用本地人，而新加坡却大批引进按劳资双方签定合约的低工资非技术或半技术外劳，以弥补本土不足的劳动力，更有效的协助经济增长。
好处是，它降低了企业成本、提升了整体新加坡宏观经济的竞争力和表现，但这却同时压抑了本土弱势群体、低与无技术群体的薪金升幅，造成贫富差距扩大。
在高端人才层面，新加坡的开放和高薪兼相对低的所得税制度，吸引了诸多国际专才为之效力。实施的本土精英制也发挥了积极奉献作用，投入政府部门和官联企业的十分踊跃，表现也突出。在新加坡，据个人观察，政府部门和官联企业高管似乎有不成文的“一级精英”和“二级精英”之分。
然而矛盾的是，属“一级精英”的部长领的是公家发的固定俸禄，而“二级精英”领的却是类似美国私营大企业的分红制。因此，官联企业挣大钱的，首席执行员（CEO）领到的年收入就可能超过部长很多。但这种美国式的分红制又不能取消，因为新加坡的大官联企业必须面向全球化竞争，包括招揽国际人才当CEO来加强管理和制定策略。但外国CEO一旦约满离去，接任的本土“二级精英”的待遇也必须维持分红现状，以资奖励。这就说明了新加坡政府必须给予部长级公务员世界级的高薪，一是高薪养廉，二是奖励兼心理安抚。
纵观上述分析，尽管目前发展路径对整体经济增长有利，但其导致收入差距扩大而社会分化的方向，归根到底对社会意义的可持续发展是不利的。长期以来，奉行市场经济社会都得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寻找最佳平衡点。
譬如说，当前维持庞大的低薪外劳人数，以及高管和专才的高报酬是高效率和强化市场竞争力的依据，而且外劳也可协助支撑许多小企业的生存。在一些西方福利国如瑞典，清洁工人的月薪和教师是差不多的，但这种公平无疑是要以牺牲教育投资和效率为代价的，而新加坡目前不可能仿效。
政府应对策略
自建国以来便侧重效率成果的新加坡，迄今仍在辩论是否要实行最低工资标准。鉴于仍有大批按合约定工资的外劳存在，恐怕难于很快落实，以免出现棘手的双重待遇标准，为人诟病。为了弥补本土弱势群体的生活压力，政府过去10多年就不断出台“建国一代”、“立国一代”的福利补助和其他资源转移计划，提高消费税和减低永久居民补贴，都是朝逐步缩小贫富差距这个方向迈进。
以财政部长黄循财为首的小组，相信正著手应对贫富差距的具体措施。向富人增税固然是一个办法，但必须做的合理，过高会打击企业的积极性，还会导致财富调离岸外户口以逃税等弊病。
2021年10月，黄部长宣布了新税务意向，旨在改善弱势群体的生活困境，但他强调必须同时考虑整体经济和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诸如教育、医疗服务、公共交通等基础设施以及政府组屋的质量。有关这层面，其基本方针笔者综合阐释成5项如下：
（1）原则上，政府应以量入为出为重，不会随意花钱将负债责任转移至下一代。
（2）财富再分配并不完全针对弱势群体，而是以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为基础。不过，低收入家庭子女的社会上升阶梯包括教育机会必须得到扶持。
（3）人口老化尤其是低收入家庭的年长人士对年老医疗服务的依赖日益加重，政府在这方面的支出将会逐年增加。同时，政府对乐龄者应视作一项资产，而不是累赘。
（4）鉴于人口老化和适龄劳动力的相对下降，未来的创收条件将会更依赖生产力的提高和高增值产业。
（5） 税收改革的原则将以效率和公平之间寻找最合适的平衡点。
黄部长对缩小贫富鸿沟的公开表态和制定对策，具有深厚的社会教育意义，也象征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在目前新加坡一般年轻人对社会贫富问题的冷漠态度中，注入一副强心剂。
60年前，普遍贫穷的新加坡贫民区四处可见，贫富差距可轻易从住房外形看出。而今天，从超过80%的新加坡人都居住在政府组屋的外在形式上，贫富差距很难落入人们直观的视野，因为有一些高收入家庭也跟低收入者同住在同一座组屋里。但蕴藏在同一屋檐下的差距还得以积极的态度正视之，而新加坡积极的应对、不逃避态度是值得赞许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