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5月5日，意大利报章《团结报》（l'Unita）刊登一篇足以让记者“惹蚁上身”的文章。文中提及的，是该国北部维昂特河谷（Vajont valley）山地村庄埃尔托（Erto）与卡索（Casso），面对的山体滑坡威胁。这危机的祸首，是当时堪称世界最高水坝的维昂特大坝（Vajont Dam）。
撰写那篇文章的记者，名叫蒂娜墨林（Tina Merlin）。
埃尔托历史可追溯到数百年前，是由逃避罗马帝国威胁的辛布里人（Cimbri）所创建。邻近的卡索是较晚成立。两个村庄有各自的方言，几个世纪以来深知当地的优势和风险。村民把房子建在地质相对稳固而土壤贫瘠的地方，农地和牧地则是在肥沃而经常发生土崩的托克山（MonteToc）。埃尔托卡索居民对维昂特河谷的情怀，可说是由敬畏与关切编织而成。自然环境带来的富足和危险，这些山地人是清楚得很。
1950年代，与执政的天主教民主党关系密切的电力公司SADE（全名Societa Adriatica di Elettricita，即为亚得利亚电力公司）正式向维昂特河谷居民索地建水坝。埃尔托克和卡索居民群起反对。他们除了拒绝让农地牧地变成电力公司产业，更担心建坝工程会使托克山的土崩风险加剧。SADE则认为，山地人的抗议理由充斥著迷信、缺乏科学根据，因此对村民的山地环境风险常识嗤之以鼻。
仗著执政党撑腰，SADE打著政府发展和公共利益的旗号，强迫山地居民接受大坝工程。反抗大坝工程，就等于反政府。1956年，卡宾枪骑兵队（carabinieri）入驻埃尔托和卡索，以监控异议。这时候，愿意表态声援山地居民的政党，就只有身为反对党的意大利共产党。
山地居民处境的新闻，就只有蒂娜墨林敢写，也只有身为意大利共产党官方报章的《团结报》愿意刊登。其他报章从未报导维昂特大坝背后的舞弊问题。
以创立于1887年的《新闻报》（IlGazzettino）为例，这家报社当时金主是SADE公司，以及SADE的领导朱塞佩沃尔庇（Giuseppe Volpi）和维托里奥齐尼（Vittorio Cini）。这两人曾在墨索里尼政权担任部长。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们凭著大量的政治献金，以及让天主教民主党控制《新闻报》，换取政治漂白，从而得以恢复在政坛和商界的利益关系。
所以，当时的意大利社会舆论方向，完全为天主教民主党所掌控。山地居民的困境，远比不上大坝工程带来的发展值得关注。
记者被控上法庭
1959年3月22日，埃尔托和卡索附近隶属于SADE的庞德塞水坝（Pontesei Dam）发生严重山体滑坡，坠入水库的沙石激起大浪，卷走一名工人，遗体从未寻获。这起事件让山地居民更加焦虑，担心托克山的滑坡恐怕也会在维昂特大坝激起巨浪。蒂娜墨林就撰文反映人们的不安。然而报导出街后不久，就在同一年被当局指控“散播虚假新闻，意图干扰公共秩序”，并且被控上法庭。
如果SADE以为凭著这样的手段就可以把一名女记者吓倒，他们实在是搞错了对象。蒂娜墨林在二战时期曾加入游击队反抗纳粹和法西斯政权，在1949年和战友奥托席勒纳（Aldo Sirena）结婚，战争结束后才在《团结报》开始发表文章。这个见惯大场面的女人，不会轻易向SADE之流低头。
1960年11月30日，米兰法庭宣判蒂娜墨林罪名不成立。法官认为，该篇文章并无误导和虚假。维昂特河谷居民确实是处于焦虑，但这焦虑源头并非蒂娜墨林的文章，而是维昂特大坝。可惜的是，这判决只让蒂娜墨林摆脱官司缠绕，却没对维昂特大坝周围村镇的安全带来任何保障。
在这之后，蒂娜墨林开始撰写一篇近乎预言的文章。
“我们素常恐惧、谴责、无可修复之事，如今正在发生。5000万立方米的庞然巨物，就是位于水库左边的那整个山体，正在崩塌中。这沉陷过程，是缓慢抑或是一场可怕的坠落，没人知道。若是后者，我们无法预见接踵而来的后果。这座名坝，也许会凭著科技条件而屹立不倒。反之，一场浩劫有可能会临到朗格隆尼。”
文中提及的朗格隆尼（Longarone）是位于坝址下游的小镇。SADE之前的施压手段虽然以失败告终，却成功构成恐惧效应，就连《团结报》的编辑部也担心再次面对官司。经过一个来自埃尔托的记者调解，编辑部终于决定冒险，在1961年2月21日刊登这篇文章。
1963年10月9日晚上10时39分，悲剧真的发生了。2亿6000万立方米的沙石坠入维昂特大坝人工湖，激起两股巨浪，分别冲向埃尔托和卡索，以及漫过坝顶冲向朗格隆尼，将之夷为平地。这场事故，夺走大约2千条人命。虽然坝址周围是一片狼藉，维昂特大坝却是屹立不倒。
灾难发生后，《团结报》呼吁追究电力公司商业垄断背后的犯罪动机，以及政治势力在这场悲剧应负上的责任。其他报章则一面倒的袒护政府和电力公司，把惨剧称为天灾。参与涂脂抹粉者，不乏当时文艺翘楚。
转移视线手法
著名作家蒂诺布扎蒂（Dino Buzzati）在《晚邮报》（Il Corriere della Sera）这么说：“一块石头掉进一个盛满水的杯子，那水就溢出泻在桌布上。但，那杯子是数百米高，那石头是像山那么巨大，而在地下的桌布，是数千个没有反抗能力的人。有别于格里诺事故，这杯子并没破裂，所以我们不能把造这杯子的人们称为恶魔。”
文中提及的格里诺事故，指的是1923年12月1日发生的溃坝事故。作者企图凸显维昂特大坝经过浩劫依然屹立的事实，强调“这不是一场豆腐渣工程事故”。
《日报》（Il Giorno）则刊载记者乔治波卡（Giorgio Bocca）的“凡事无对错”大法：“昨天，这里有5个村庄和数千人。今天，一切都被夷平了。这一切，无从追究，无从预测。在这原子能时代，你可以说，这是一场乾净的灾难：人类什么都没做，一切是大自然作为。这其中无关善恶，只有纯粹的无感。”
此外，《晚邮报》的报道著重于灾民的感受和灾区的满目疮痍景象。《日报》则把维昂特大坝描绘为人类征服大自然的胜利，而山体滑坡事件是“大自然的报复”，对土地资源管理的舞弊和失当只字不提。媒体的转移视线手法显然非常成功。维昂特惨剧的故事成功激起意大利全国各地的关怀和慈善援助，但体制问题的追究几乎是一片沉默、空白。
排除众议声讨罪行的《团结报》和意大利共产党，则被标签为利用灾难捞取政治资本。二战时期在山地打游击战的共产党员，因著对山地社群而关注而成为灾民最主要的援助来源，经过《晚邮报》的描绘，变成一场政治煽动阴谋。
维昂特惨剧的主流媒体反应，和马来西亚媒体在公害事件的报道倾向，特别是中文媒体，实在是太相似。今天，报道灾区图片、罹难者图像；明天，报道招魂、托梦、举殡场面；后天，报道利益相关方“忘记背后努力向前”、社团慈善筹募捐额。然后，就没有了。
对公害舞弊追根究底，大家都不敢做。对网红风波明星绯闻追根究底，大家都抢著做。财阀左手搜刮右手搞慈善，大家沉默，说是习惯就好。弱势圈子发生家庭悲剧，旁观者们突然摇身一变都成了正义凛然的审判官。
如果我们不能从维昂特惨剧的媒体灾难学习警惕，恐怕就无法避免维昂特惨剧的人命和产业灾难。
1991年12月22日，蒂娜墨林与世长辞，享年65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