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隆坡25日讯）马来西亚理科大学社会科学院讲师傅向红博士认为，从现在情况来看，大马采用防疫模式取得成效，但代价也很大。
她认为，大马一开始采取类似韩国、香港和台湾模式，疫情爆发后，转为比较严厉的类似中国模式，现在来看是成功的，但付出的代价也很大。
她称，新冠肺炎疫情如果及早和谨慎采取应对措施，无须进入到封锁的模式。
她分析，防疫模式主要有3种，第一种是中国模式，属于比较激进，甚至在武汉和湖北采取全面封锁。
第二种是靠近中国周边地区和国家，如韩国、香港、台湾反应迅速，边界不封锁，采取积极防堵、追踪、检测，没有冻结社会经济活动，但是有一些管制，比如禁止大规模聚会，相对而言比较温和。
第三种是减缓模式，像欧洲最开始不封锁、不冻结聚会，属于松懈被动，但是欧洲为这个模式付出代价，结果现在采用了中国模式。
至于封锁是否最有效，傅向红称，如果没有失守，其实没有必要封锁，现在比较多人探讨的是采取多周期和间歇性阶段的封锁，放松和紧缩看情况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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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向红是在董总今日举办线上分享会如是指出。这个分享会的主题为《全球防疫：公卫治理、社会安全网及其他》。
傅向红也提出，大马疫情指数可以更为多元，除了报告新增病例和死亡人数，或许卫生部可以计算RO（基本再生数）和Rt（有效再生数），这两个指数主要是计算传染和感染的指标，这也可作为判断是否取消行动管制令的标准。
她也认为，大马目前现在没有必要全民检测，全民检测不太现实，但是大马的检测应更有针对性，比如处于红区的居民就有需要进行检测，这可以避免浪费资源。
她称，国际也存在是否有必要进行大规模检测，检测率高是否有效的问题，因为检测有准确性的问题，可能出现4种结果，第一正确阳性，第二是正确阴性，假阴性（低估风险，错过防疫），伪阳性（医疗浪费）。
傅向红举例，台湾的检测率不高，同时感染率也很低，疫情是受到控制，韩国因为大邱的疫情爆发，采取高检测率，结果高感染率，但是属于低死亡率，因此对台湾来说就没有必要大量检测，韩国则是有大量检测的需求。
政治领袖防疫认知影响大
理科大学社会科学院讲师傅向红博士表示，政治领袖传达出的疫情认知以及信息透明非常重要，这会影响抗疫情况。
傅向红是在董总今日举办线上分享会如是指出，欧美和亚洲的疫情现况有很大不同，其中有一些主观因数，比如领袖对防疫的认知也有很大不同。
她举例，美国总统特朗普给予错误信息和认知，美国政客操弄讯息也非常严重，而且欧美富裕国家都是曾经是前殖民帝国，潜意识认为自己非常强大，会有新冠肺炎是一种流感，无须紧张，由于认知不足，低估了病毒风险。
傅向红称，在防疫方面，亚洲和欧洲也有不同，比如口罩问题，亚洲经历过非典疫情，当时认可了口罩可有效防止疫情传播，不仅是为了保护自己，也是防止将疾病传染给人，这种观点在东亚圈没有争议。
“可是西方比较不鼓励戴口罩，认为健康的人无须戴口罩，要把口罩留给前线医护人员。所以，到底要避免抢购潮，导致口罩短缺，还是口罩真的无效，这就存在沟通不透明的问题。防疫信息的传达对于认知非常关键。”
她也指出，大马公民意识有所提升，如今在维持社交距离方面一直在进步，行动管制令初期开始有一些乱象，这可能也和政府宣布的政策不够清楚有关，然而民众的自律性也扮演重要角色，像一些国家的民众就可以很自觉的保持社交距离，减少聚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