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隆坡20日讯）国家总稽查署前稽查主任沙阿达图告知高庭，前首相拿督斯里纳吉只是要求查看和修改1MDB稽查报告，但是从未查看特别稽查报告。
沙阿达图是1MDB稽查报告篡改案的第7名控方证人，他今日接受主控官拿督斯里哥巴斯里兰的交叉盘问。
主控官提到2016年1MDB特别稽查的特殊情况，并询问沙阿达图，进行特别稽查是否是其单位的先例。
她回答说不是，因为纳吉领导的内阁此前曾同意在2015年对KLIA2进行特别稽查。
哥巴斯里兰随后将上述情况与纳吉在2016年一马公司特别稽查报告中的行为进行比较。
沙阿达图指出，纳吉当时既没有要求提供副本，也没有要求对KLIA2特别稽查报告进行任何修改。
她解释，特别稽查不同于一般稽查，因为前者通常是内阁、特别当局或国会公共账户委员会（PAC）向总稽查司和总稽查署提出的正式要求。
她证实，总稽查署在任何特殊稽查活动中从未向被稽查单位，提供其报告的副本。
沙阿达图也提及，特别稽查是调查性质的。
在法庭证词中，沙阿达图证实当时纳吉时期的交通部长拿督斯里廖中莱在2015年5月发表的公开声明。
该声明中，廖中莱宣布内阁已批准对KLIA2项目进行稽查。当时KLIA2项目被指控超出其初始成本。
此前，纳吉的前首席私人秘书丹斯里苏克里供证时说，当时的首相已指示他让总稽查署在2016年对1MDB的稽查报告中删除敏感信息，包括在逃富商刘特佐的参与。
苏克里表示，他于2016年2月26日在纳吉办公室的一次会议上收到指示后，联系了当时领导1MDB特别稽查团队的沙阿达图。
2月26日与纳吉在其办公室的会面，发生在与当时的政府首席秘书丹斯里阿里韩沙办公室会面的两天后。
据说当时在场的其他官员包括时任总稽查司丹斯里安比林，以及时任1MDB首席执行员阿鲁甘达等。
根据之前的证词，2月24日的会议决定删除或更改稽查报告的某些部分，包括省略2014年两个相互矛盾的1MBD财务报表的存在以及刘特佐的参与。
另一名控方证人，政府稽查员拿督诺沙瓦尼此前也作证说，如果不是2016年2月24日的会议，总检察署完成的原始2016年 1MDB最终稽查报告将提交给公账会。
诺沙瓦尼确认，她的部门当时已完成对1MDB的稽查，并准备在同一天向公账会提交最终报告，但由于上述利益相关者之间的高层会议而重新安排了时间。
纳吉被控滥用首相和财政部长的职位，于2016年2月下令修改总稽查司关于1MDB的稽查报告，然后再提交给议会公共账目委员会，以避免任何民事或刑事诉讼。
鲁甘达被指控教唆纳吉篡改稽查报告。
根据2009年反贪污委员会法令，一旦罪成，这两项罪行可被处以最高20年的监禁，以及至少五倍贿款或1万令吉的罚款，以较高者为准。
本案将于11月29日续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