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览若是电影，策展人就是导演。去年卸下台北艺术节艺术总监一职的耿一伟初次访马，分享他的策展哲学。他认为，艺术节以城市为根据地，让艺术家与艺术家乃至观众建立友谊，对他而言，称职的策展人只需要做好两件事：决策和获得别人的尊重。
接下台北艺术节艺术总监的担子是区区3秒之间做的决定，耿一伟接到上一任艺术总监王文仪的邀约电话，由此开始一段他称之为“冒险”的6年策展时光。台北艺术节总监的职位一任3年，最多可连任一次。现为台湾高雄卫武营国家文化艺术中心戏剧顾问，耿一伟日前受邀担任驻马来西亚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主办，云手文创基金策划及执行的“哲学茶席”分享人，以《3秒，5天，7年：从台北艺术节到卫武营》为题，谈这些年修炼所得。
2012年至2017年策划台北艺术节，耿一伟最让人刮目相看的是成功打开各种国际共制的机会，他在分享会后接受专访指，共制的关键在于所建立的友谊必须平等、互惠。而这当中就包含了他一向强调的策展人责任：获得别人的尊重。一上任就把“台北核心，国际共制”定为艺术节的主要概念，每年精挑国外杰出的表演单位合作，他说：“艺术家一般上对文化的差异性抱持极开放的态度，他们总是对‘别人’感到好奇，但你说欧洲人会不会看不起东方人？也有，但若是这样，我也不想跟他合作。”对他而言，获得别人的尊重，靠两件事：过去的作品和时时表现的专业。
他接著指：“法国自拿破仑时代就有所谓的文化外交，那是建立在互惠的立场上。巴黎是艺术家的战场，因为它愿意把门打开，作为一个服务艺术家的城市，把最好的艺术家聚集在那里。”台北艺术节曾与英国爱丁堡国际艺术节、维也纳艺术节、布鲁塞艺术节、亚洲艺术剧场（韩国光州）、巴黎市立剧院、德国柏林德意志剧院等国外艺术机构合作，幕后功臣耿一伟说：“最主要还是建立在专业上，但其实艺术家很好cue（提示），当他觉得你懂他时，他就会全都掏出来，而且艺术家很念旧，他们特别记得谁在名不见经传时给过机会，成名后，他们想在哪里创作，想去哪里表演，有很大的自由。”
2017年的台北艺术节，美国前卫小剧场天团伍斯特剧团（Wooster Group）呈现的作品《The B-Side》是世界首演，耿一伟笑称：“一次去德国5天的参访，认识了日本横滨艺术节的策展人，他2016去纽约看了《The B-Side》的阶段式呈现，问我是否有意邀约。谁会想到7年前认识的一位朋友就这样促成了一次大合作。”他说，表演艺术既花钱也耗时间，但人与人的相遇才是关键，“演出会过去，但故事会留下，友谊会留下。”
非关个人品味，艺术节必须欢迎所有人
毕业自台湾大学哲学系，后负笈捷克布拉格音乐学院（HAMU），耿一伟剧场导演出身，他认为，艺术节是一场派对，是关于艺术家的邀约，作为剧场导演，只和同温层交朋友，只做自己想做的事，但作为艺术总监，就是替派对邀请宾客，得和其他人打交道，即便是自己不怎么喜欢的艺术家。“艺术节并不是个人作品，总监好比DJ，得放大家都会喜欢的音乐，所以艺术节不该是我彰显个人品味的活动，它必须欢迎所有人。我的坚持不外是台湾表演，必须是首演，国际节目，至少在台湾是首演。”
耿一伟指，担任策展人就是不断地在谈判，近年透过工作坊、分享会、出书等方式落力推广文化领导力，他强调：“这是一个靠个人才华不够，需要打团体战的时代，这是我对国际艺术圈的理解。平台可以和平台对话，个人无法和平台对话；策展方是平台，艺术家是个人，不管台北多小，我毕竟是个艺术节，没有平台，艺术家很难有对话窗口和国际平台联结。”所谓文化领导力，指的正正是带领一群人做文化事业的能力。
他提到2016年在马尔他（Republic of Malta）举办的世界艺术与文化高峰会（World Summit on Arts & Culture），“会上提出文化领导者所拥有的最大特质，排名第一的是提供愿景，第二是沟通，第三是策略。文化无愿景，无法前进。”他说：“艺术家的想法通常在现实上有挑战性，但我们不是拒绝他，而是协助他完成。关于策展，大方向要达成共识，细节的部分可以给对方空间。热情来自成就感，得让艺术家们有成就感。”他有一套策展四边形的理论，四个角分别是票房、市民、艺术和组织，“这四个里面达成一个是基本，达到两个就算成功了，当然，叫好叫座是最好。”
引人入门 打造整体体验
虽是首次访马，但他也不吝发表对大马艺术领域的看法，“吉隆坡和全世界的都市一样都在朝现代化发展，但在硬体设施不断前进的当儿，软体也得一块儿成长，否则会出现矛盾。是否愿意为艺术花钱和经济成长有关，但要做收费或免钱的表演，这样的两难，没有解决之道，要依自己心中的标准去发展，收费或不收费，都有艺术家在做，不同的只是和观众建立的关系。”
他续称：“古典音乐的定价有一个系统，要吸引人入门，定价得便宜，听著听著上瘾了，懂得当中的趣味了，价格高了也愿意消费。”他也提到，在柏林，剧院的后方就是酒吧，大家看完戏直接过去坐坐，相关单位会介绍导演，大家可以针对戏进行分享和讨论，“本来没怎样，但因为有了这个部分，整个经验就不同了，是整体的体验，不仅仅是那部戏。”
耿一伟笑指，这一趟受邀到吉隆坡，等于在这座城市建立了友谊，“上世纪80和90年代，台湾曾经是很多大马人进修和定居的选择，马华文学如今在台湾有一席之位，在台湾也有很多来自大马的表演艺术工作者，这份友谊值得被传下去。”他说：“我有一些资源，可以想一想怎样和吉隆坡、槟城建立关系，也希望台北能来吉隆坡有些激荡，吉隆坡去台北能获得一些养分。”
艺术节关乎城市，无关国家
“好玩的艺术节关于城市，而不是国家的展示。”耿一伟强调：“我不服务国家，只以城市作考量。”他认为，大部分的现代艺术都发生在城市里，表演艺术发达的城市是相对幸福的城市，一来有稳定的经济，二来有言论自由。“城市是迎接新刺激的地方，是多元的，但国家未必是。”2013年台北艺术节和上海国际艺术节联合庆祝15周年，名义上它是台北×上海，而不是台湾×中国，少了政治取态，艺术交流变得单纯，艺术节终究属于城市。
艺术节是节庆，允许你做平常不做的事
耿一伟将艺术节比作节庆，“社会生活有重大转变时就会有节庆，人们只在婚礼时闹洞房，因为是节庆所以能看见一些平常看不见的东西。”他认为，艺术本是打破局限的东西，艺术节的功能就是以城市为规模打破界限。“说起来更像跨年烟火时的许愿，你（艺术家）每年都有一次机会，或许有一次愿望会实现也说不定。许愿平时也能许，但在特别的时机做更能突显它的意义。”
艺术节是一种聚集
人们来看戏不见得是为了节目而来，而是为了相会。耿一伟坦言，策展的经验提升了他对观众的理解：“第一次办台北艺术节时，我以为做某个族群的东西，就会吸引那个族群来参与，但最终他们没有来，来的仍然是原本就爱看戏的人。”他认为，艺术的教育也很重要，“就像看电影有宣传片、有影评，有东西可参考，评论也很重要，要把它变成一个能打破生活秩序，让今天和昨天有所不一样的‘事件’（events），要帮助民众找到参与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