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做人和做事的传统区分得特别清晰，宗教是教人做人的传统，社会和自然科学则是做事的传统。中华文化的传统则要求两者合而为一。例如，传统中国人就认定儒家思想拥有充分的条件，能同时做到匡正社会道德和治国平天下。
姑不论儒家思想是否能同时满足做人和做事的要求，从管仲、范蠡到申不害等先秦名相确实是能做得到的。这些名相都是精通经济、政治、军事、工商业、管理和文化的通才。这些通才所传承的是黄老传统。
周成王封赐皇叔周公旦于鲁，姜太公于齐。孔子传承周公旦的鲁国传统。孟子和韩愈把周公旦的传统正名为儒家道统。管仲传承姜太公齐国的传统，传承如下：黄帝、尧、舜、伊尹、周文王、姜太公、管仲、老子、计然、孙子、范蠡、申不害、慎到、曹参到陈平。因宏观思想来自轩辕黄帝和老子，所以这传统在战国时期称为黄老学派。
从管仲治齐到前汉文景盛世，黄老传统延续了500多年的辉煌。遗憾的是，公元前134年，它竟然在一夜之间销声匿迹！这是如何发生的呢？略输文采的汉武帝在这一年使用政治力量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再经历朝历代通过私塾教育和科举考试的行政手段，儒家道统就巩固为中华文化唯一的传统。
被罢黜的黄老传统，内涵到底是什么呢？黄老思想不是消极的道家思想吗？为啥先秦名相能同时满足做事和做人的要求呢？看周文王与早期黄老传统的代表人物太公在渭水边上的对话可略知一二。
从《六韬》看国民党衰败
文王问太公：“用什么手段才能使天下归心呢？”
太公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而是天下人之天下。与天下人同享天下之利益，则得天下；独占天下之利益，则失天下。天有时分，地有财富，能与人共享，就是仁爱。仁爱则天下归顺。免人之死，解人之难，救人之患，济人之急，是德行。有德行则天下归顺。与人同忧、同乐、同好、同恶就是道义，讲道义则天下归顺。大凡人都恶死乐生和好利，能创造利益，就是有道。有道则天下归顺。”
文王问：“敢问三宝？”
太公说：“农、工、商叫做三宝。把农业做好则谷粮充足；把工业做好则器具充足；把商业做好则物资充足。三宝各安其处，人民就不忧虑。”
这么一段太公《六韬》的内容就已经包含了经济、工商业、管理和道德价值观。
我们尝试以上述太公的思想来分析满清、北洋军阀和蒋介石衰败的原因。满清末年，不论是考上的还是买来的官员和积累了财富的世家，都享受荣华富贵，人民却天灾人祸，民不聊生。人祸包括与英国人官商结合走私鸦片。走私鸦片的英国商行包括今天仍然活跃的“扎钉”洋行（Jardine）。
袁世凯北洋军阀和蒋介石时代也是如此。除了与满清一样家天下的私念，北洋军阀和蒋介石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无勇无谋，而倚赖西方人或日本人来巩固自身的势力，而且还要美其名为向文明靠拢。
北洋军阀外战外行，但是内战却十分内行，1911年牺牲了许多烈士而获取的辛亥革命成果立刻被袁世凯所掠夺。1916年在蔡锷第一次北伐的压力下，袁世凯下野和死也。然而百足之蛇，死而不僵，北洋军阀反而细胞分裂为三。日本所支持的皖系军阀段祺瑞控制皖浙闽鲁陕，奉系张作霖占领东三省，英美所支持的直系冯国璋控制苏赣鄂冀，还有山西晋系阎锡山，徐州张勋，西南滇系唐继尧，广西桂系军阀陆荣廷等都有外国势力在操纵。
积极渗透地方势力和全面控制弱国，是西方自由世界霸权的传统，就像现在在西亚一样。1914-19年，欧洲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势力在中国的介入才不至于进入膏肓。然而一战一结束，中国的灾难又回来了。1919年，德国战败后，在巴黎和谈会议上，鼓吹普世价值的英美国家决定把德国在中国所占有的青岛，全盘交付给日本。
弱国无外交
中央政府段祺瑞已准备签字首肯。北京的年轻学子炸锅了，5月3日致电巴黎专使要求拒绝签约，5月4日3000馀名学生在天安门前示威抗议。并痛打北洋军阀亲日派官僚张宗祥和火烧曹汝霖宅邸。这就是五四运动。终究弱国无外交，五四运动并不能阻止英美把青岛给了日本！
1931年的东北918事件，蒋介石和北洋军阀如出一辙，内战内行，外战外行，选择对外不抵抗而对内赶尽杀绝的举措。幸亏北洋军阀给灭了，蒋介石被赶去台湾，不然中国早就像苏联那样解体了，甚至会像西亚一样乱成一锅粥，永无宁日。
引用太公的逻辑：“这些人视天下为自己一人之天下，独占天下之利益。没有解人民之难，救民族之患的德行以及与民同忧、同恶的道义，更是取媚英美或日本人，毒害人民，出卖国家利益，误国误民。肯定没有为人民创造利益的道德。因此失天下是必然的结果。”
如果这些人所传承的是姜太公的黄老传统，有宏观思想，有具体方法，历史会否改写呢？至少蒋介石会明白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而不至于靖内而不攘外，不至于穷凶极恶地打内战的同时，拱手把东三省和华北让给日本。中国人上世纪则可减少许多灾难。
（稿费捐尊孔独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