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年底，中国召开2016年经济规划会议前的几个月，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高层顾问们，浏览了有关前美国总统里根和前英国首相撒切尔所倡导的经济改革的研究。
中国政府多年来一直依赖低成本银行贷款刺激需求，但这种做法已难以为继。上述顾问们希望找到新方法推动中国经济，包括通过降低税收和企业费用，来鼓励支出和投资。
一名接近中国最高领导层的官员表示，凯恩斯经济学的模型太老了，在中国已不再奏效。
美财政政策已偏离轨道
美国联邦储备局（简称美联储）在去年10月份的政策会议上也在考虑著自己的计划。
当时，随著美国就业市场状况改善，美联储正准备开始上调短期利率，但一大担忧让官员们犹豫不决。
如果出现新的冲击，可能导致美国经济重新陷入衰退并使利率快速回到零。到那时，美联储通过降低信贷成本来提供额外刺激的空间，将几乎没有。
美联储会议纪要显示，一些与会官员提到，为稳妥起见，应拥有能在上述状况下使用的额外政策工具。
在不同全球经济势力中心，2015年接近尾声时一个不祥主题出现。全球各国央行力促的信贷驱动型经济增长已到达极限。
如果决策者想要在2016年及以后，继续支持全球经济增长，那他们就需要拿出新的经济解决方案，包括致力于长期改革。
今年伊始全球股市遭遇的抛售表明，对于政策制定者是否能够胜任上述工作，投资者没有太多的信心。
据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计算，目前发达国家短期利率均值为0.36%，许多欧洲经济体的短期利率已为负。
美国、欧洲和日本各央行持有的债券和其他资产规模已显著扩大。
一些中长期的难题困扰著发达国家，这些难题不能直接用廉价信贷解决，它们包括人口老龄化、生产率增长缓慢，以及令长期投资和税收改革受到限制的财政失衡和政治不和谐。
美联储副主席费希尔（Stanley Fischer），在1月份发表著重讨论美国货币政策影响局限性的讲话中表示，美国经济中很多领域对更现代化基础设施的需求很难被忽视。
他表示，人们也不应忘记，在教育方面更多的有效投资，也会增加国家的资本。
在美联储的政策帮助推动经济温和复苏的同时，美国目前的财政政策已经偏离了轨道。
美联储官员们希望，总统奥巴马与国会的共和党人达成协议，在长期内削减预算赤字，同时在短期内通过减税或者财政支出扩张财政政策。
然而，奥巴马和共和党人拿出的解决方案恰恰相反，在本轮经济扩张的初期进行短期的财政紧缩，长期内财政政策则仍不明朗。
如果经济再度陷入衰退，这可能会引发一个问题。随著婴儿潮时代出生的人口进入退休年龄，消耗美国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中更多的资金，财政赤字料将扩大，华盛顿用以应对下一轮经济下滑的减税或者节支空间将收缩。
抵御衰退弹药减少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埃尔门多夫（Douglas Elmendorf）说，未来各央行用于抵御经济衰退的弹药将减少，需要加大运用财政政策，来对抗未来可能出现的衰退。
2016年总统大选可能会使得美联储之外的情况明朗化，但在财政、移民、教育及许多其他方面，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分歧，似乎比以往更大。
美联储官员正在斟酌他们自己可以做的政策选择，其中包括考虑美国是否有朝一日需要实施负利率政策，以及美联储是否需要扩大，或者管理自己规模已达4.5兆美元的证券组合，以达到不仅管理短期利率、也要管理长期利率的目的。
这2个选择在费希尔的讲话中都提到了。
与此同时，在2015年年底，放松货币政策的局限性变得更为明显，之前欧洲央行扩大了购债项目的规模，该项目旨在降低长期利率并压低欧元汇率。
由于该央行放松政策的力度小于投资者的预期，欧洲股市下跌，欧元汇率不降反升。
虽然欧洲央行在2014年和2015年实施了大规模刺激措施提振脆弱的欧洲经济，但该央行官员强调，在不实施经济改革的情况下，他们的政策所能达到的效果是有限的。
欧元区的失业率目前高于10%，比美国高出一倍多，希腊和西班牙的失业率更是在20%以上。
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MarioDraghi）每次都以赞美经济改革的优点，作为他的例行新闻发布会的结尾，还总是对繁冗的审批程序以及高税率带来的危险发出警告。
德拉吉2014年10月份说：“我曾数次拿一名年轻的创业者做例子说明这个问题；当这名创业者想开一家新店时，他得等上九个月甚至12个月的时间，才能获得审批，当他获准开店时，就已经背上了各种税费负担，他不大可能会去申请贷款，而我们也需要进行结构性改革。”
债务若恶化 中国或催生资产泡沫
在中国，最近市场陷入了剧烈震荡，其中一个原因是围绕中国政府工作重心的不确定性，这也引发了更多对领导层经济管理能力的质疑。
与发达国家货币当局相比，中国央行下调利率的空间更大，但其领导层认为推行这一策略的风险过大。为应对2007-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国政府掀起一个支出和投资高潮，导致房地产和工业产能过剩。现在他们在试图解决经济供给侧的不平衡问题。
上述中国政府官员称，问题并不是需求不足，中国需要的是进行供给侧改革来满足对更高质量产品的需求，当前中国国内在安全食品以及优质医疗保健等方面的一些需求没有得到满足。
习近平的2016年供给侧改革策略，包括关闭遭遇产能过剩问题的钢厂等“僵尸公司”，通过推动农民工市民化来化解房地产库存，同时推进其他结构性改革，从而使得经济保持长期稳健增长。正如里根和撒切尔当年通过减税鼓励企业增加投资一样，中国正寻求通过减税来降低企业负担。
中国官员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提振需求上，而是试图修复中国经济供给侧存在的问题，这恰与里根和撒切尔倡导的“供给侧经济学”相呼应。
许多观察人士指出，减少过剩产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都是中国政府领导层的政策目标，但受到地方政府官员的强烈抵制，因他们担心，减少产能会导致失业率上升和增长率下降。
这一次出现了一些政府开始认真对待这一问题的初步迹象。中国浙江省一家造船企业近期宣布破产，成为去年中国船只需求开始枯竭以来该行业第一家宣布破产的有政府支持企业。
瑞士银行（UBSAG）中国经济学家汪涛称，预计2016年重组步伐将加快，但程度和规模不会特别大，劳动力紧缩裁员无疑是政府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
中国政府可能会进一步降息，以此作为帮助企业削减成本的措施之一，但政府对通过降息和政府支出来提振需求的关注程度已经减弱。
债务水平上升
自2014年11月份以来，中国央行已经6次下调基准利率，并4次下调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但对于小企业和私营企业来说，获取信贷的难度依然较大，原因是企业利润下滑以及银行放贷意愿低。另一方面，低效且债务负担已然沉重的国有企业继续借款，推动中国债务水平进一步上升。
标准普尔估计，公司债务规模目前相当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60%。2008年这一比率为98%。
政府内部许多人士越来越担心，进一步放松信贷可能会导致中国的债务问题恶化，催生资产泡沫，加剧资本外流。如果资本流出规模增大，中国央行将被迫动用外汇储备来支撑人民币汇率，这样做的一个后果是，一些旨在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的宽松货币政策效力会打折扣。
中国和其他国家遭遇的两难困境有一共同根源，那就是宽松信贷对经济的提振作用已经达到极致。是时候寻找新的解决方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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