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发表〈宁要微词，不要危机〉一文，突出了改革的紧迫性与必要性。这个提法，也令人联想到首相纳吉所说的“不变革，就会被变革”（Change or be Changed）。的确，国阵也已到了需要进行壮士断腕式改革的阶段。只是，由于搞真刀实枪的改革可能是找死，而不够果敢则可能变为等死。
说起来，改革或变革，可说已成了近几年来世界范围内主调，从美国的奥巴马到大马的行动党，均早在多年前，便提出了要变革的竞选口号，也产生了不俗的效应。
就中国来说，自1978年以来，便已提出了改革开放的口号与路线，确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这几年来，又进入了非要深化改革的阶段性变化。从性质上言，一路以来，中共的改革走的是由上而下（topdown），渐进改革、制度创新、灵活务实，先经后政的路线，这与前苏联、东欧的双激进路线大异其趣。苏联、东欧选择在政治与经济上同步进行激烈改革，中国则按部就班，顺序渐进，从实际出发，是所谓的实事求是思路。
发展到现阶段，不少人认为，中国的改革出现了至少4个方面的滞后现象：即改革滞后于开放；宏观改革滞后于微观改革；政治改革滞后于政府改革，及政治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有一种观点认为，政府改革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这是因为，中国是个一党独大，政治与行政权力压倒一切的威权体制国家。在这种体制下，若不改革政府，其他改革就会事倍功半，或滞碍难进。
这是官本位或官主（而非民主）主义的通病，政府与体制改革，难免涉及了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政府机构改革，甚至是改造政府的议题。比较多提到的，则是党政分家、政企分家、加强法治、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依法办事等。只是，随著社会经济的变迁，利益主体的多元化，更多进入以非政府的民间部门就业，信息化、媒体的多元化、新价值观的出现等，市（公）民社会的作用也将日趋重要。这种民间的、外在的监督与敢怒敢言，其作用绝不下于党内民主，或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
现阶段，国有企业的地位与作用，也是个热门课题。尽管民营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日愈提升，可在这个官降民升或公减私升的大趋势下，国有、国营企业靠政治与行政垄断行业，赚取暴利的现象，也引起多方关注。整体上言，通讯、水电供等国有企业的薪资水平，多高于市场2-3倍，且大部份盈利没有上缴政府，进而失去了调节收入的作用，至于“低价买高价卖”土地，更惹民怨。
此外，中国虽是单一制国家，可分权度颇高，如各级政府收入可占到政府总收入50%，许多公共服务如教育、医疗等，绝大部份由地方政府而非中央提供，若地方政府过度滥权、贪腐或大搞市场化、产业化、私“盈”化，自也会损及民益，引发民怨冲天。据此，行政透明、政务公开、民主监督、公民参与、健全法治等，就成了善治的关键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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