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人具有趋利避害，求利求富的普遍本能，或善加利用，因势利导，则有利于社会的兴隆发达。这是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基本人性假设，也是其理论建构的基本假设。总的来说，这个假设应是说得通的；只是，也不宜把它过于绝对化，因为，世上也有许多人，能做到无偿付出——尽管，多是一时性的。要不然，共产主义与专制，就不会给资本主义与民主斗垮；以至于有人说资本主义与民主，是人类的终极社会模式。
历史地看，人是理性自利，且若善加利用，因势利导，会致成社会的兴隆发达，这种假设，并非现代西方经济学所独有。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的首位通史专家司马迁（西元前145-86），便提出了类似的“善因论”，也突显了一些基本道理，是不分古今东西的。如：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用简单的话说便是，要搞好经济，首先要善于利用人之所欲，让其发挥其本能（自由放任论），其次是因势利导；再其次是教诲之；再不然，就是制定规章制度来约束之，而最下策则是，与民争利。
这段话，言简意赅地，概括了现代，当代资本主义理论的精义。这段话，也使人怀疑，资本主义的理论源头，会否是司马迁？因为，在17世纪，欧洲人曾一度迷上中国的思想与制度。据此，就不能排除，资本主义理论大师Adam Smith曾受到司马迁影响的可能；因为其《国富论》一书（1776年出版）的哲学与人性假设，便是善者因之的善因论，也就是一般所说的自由放任论。认为自利，是可创造出有利社会整体利益的动因（Incentive）。实则，汉朝初期，也确实践过相对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而创造出繁华盛世（文景之治）。
更有趣的是，现阶段的中国，有不少自由市场派经济学家也呼吁中国政府不要与民争利，不要国进民退，而要国退民进！说起来，有关国家干预的是与非，汉朝时也争有过激烈的争论，如是否应把当时重要的资源盐与铁矿业，加以国有化（盐铁论）。今天，许多人在争论国有化对私有化的是与非，殊不知这是个已争论千年，而尚无定论的老课题，如宋朝王安石的变法，便也是围绕著这课题展开。历史地看，这课题的是与非，常因时、因势、因人而出现钟摆现象。之所以会出现钟摆，主因在于“过犹如不及”，以至于从一端再摆向另一端。
或许是受了管子思想的潜移默化，司马迁也很重视生产性活动，更看到经济富裕与政治稳定之间的相关性；他甚至具有一定的产业链思路，如强调农、工、商、矿之间各司其职、各尽其能的相关性。
司马迁与儒家不同之处在于，他并不轻商，反而看到无商不富、货不畅通的害处；然而，也如亚当史密斯一样，司马迁很著重正当求富与生财有道，可以说是个儒商主义者。他认为，理想的经商人才应具备智、勇、仁、强这四大美德。因为智不足则不懂得适度变通、勇不足则处事优柔寡断、仁不足不能做出正当的取舍，而强不足就不能有所为有所不为。有道是智者生存、勇者不惧、仁者无敌、强（意志）者自强不息；这不正是构成儒商的基本要素么？它不正是使善者不会脱轨的规矩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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