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5月3日那个世界新闻自由日我记得，《星洲日报》广邀专栏作者、特约作者以及撰稿人，到场交流，时任言论版执行编辑的郑丁贤当时坦承抑制之存在，一方面自诩报馆“依然尽力维护最大的言论空间”云云。
尽力或否，当然不是郑丁贤一个人一支笔一篇文章说了算。“528报殇”16周年，时评人唐南发兄在《星洲日报》的一则讲座宣传里被消失，当是另一个咄咄怪闻的案例了。
尽管如此，接受《当今大马》访问，《星洲日报》执行总编辑郭清江拒绝回应，只言：“你没有其他课题可以报道了吗？我觉得你们应该报道更多有意义的新闻，谢谢。”
问题当然不是“更有意义”，或是没有意义，而是新闻作业的底线和守则，首重事实。那么，《星洲日报》5月26日在地方版《大都会》的那一角，何以要把唐南发，改成一个“等”字？
因为这样，此时此刻，重读房翠莹的《恐惧是一种习惯：马来西亚华文报的自我审查》（台北：政治大学；2016），所记2015年8月13日的访谈中，《星洲》执行总编辑郭清江所言，当是感慨万千了：
“对报纸来讲，公信力就是你的生命。……今天你阻止我登，这个新闻照样出现在网上，你到最后是把读者推去看网站的新闻，你得到什么？你得不到东西。到有一天你要一些东西传达给人民，你通过报纸登，人们不会相信的。你通过网站登，网站不会跟你登。……所以这是一种因果循环。”（页76）
何况，身在网络的大时代，诚如林宏祥所言，“如今到处都是Breaking News（突发新闻），社交媒体里任谁都能登高一呼，畅所欲言”。对照《星洲》之封杀，和郭清江所说，果然是因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