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听说“举贤不避亲”，此话乃出自《吕氏春秋》。其意思是说，当我们要推荐某一个适当之人选，去做某一件重要之事，或担当某一个重要职位的时候，不应该只考虑到，对方和我们有直接或间接的个人亲近关系而最终选择不重用他。否则，这将会令我们平白浪费了可以奉献及表现的良才。其实，原句应是“举贤不避亲仇”，它源自孔夫子的言论“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而得。举荐贤能的时候，不应舍弃亲近之人不用之外，即便和自己有仇之人才，也应该考虑接纳聘用，这就看你如何去妥善处理，以及平衡可能出现之状况。
在企业界，一般上用人的观念是，尽量避嫌不聘用与自己关系密切之人，以免衍生敏感让旁人闲话诟病，导致失去领导者之公信力。然而，这只是当事者在意识形态上的一种无谓思维障碍而已。而且，这对真正可用之人、有学之士会很不公平。它就像我们衡量一位美女，不能因其天生丽质而把她狭隘的归类为“花瓶”，进而忽略了她的才华与实力一样。一个优秀的领导者，要对自己的公正不阿立场有绝对自信而不惧畏流言蜚语，凡事皆可实事求是摊开在台面上接受各方审核。
同样的，在领导统御精神下，与自己不咬弦之人才，未必就不能够收编纳用。在此话题上，我们不得不提欧阳修、王安石与苏东坡（苏轼）这三个人：某年苏轼参加国子监科举考试，其应试文章呈上去之时，众考官阅后均视为绝好佳作，故推荐予主考官欧阳修。欧阳修阅后也赞赏不已，只可惜他误以为这是自己的学生曾巩所作。为了“推贤不举亲”的观念，欧阳修硬把苏轼降为第二名，成了千古传述的“举贤避亲”故事。
另一厢同为欧阳修门生的王安石，历来与苏轼在政见上非常不咬弦。后因“王安石变法”，两人之间更存有极大的矛盾，成了政敌。苏轼屡次官贬，不外是因为阻碍了王安石之变法。后来苏轼因“乌台诗案”入狱九死一生之际，王安石却又为他仗义执言，上书皇帝上为他开罪。可见王安石非因公报私仇而将苏轼入罪，确实是因为在王安石执行变法时，苏轼给予了后者莫大的改革阻力。倘若苏轼稍微“醒目”一点的话，或许王安石会“举贤不避仇”而重用苏轼也说不定。
最近观察我国政治发展局势，从委任内阁部长、国会议长等人选等方面，不难看到大马政坛的“举贤不避亲、却避仇”做法。在“庸人当道”之下，这个国家百姓，还会有何未来的前途可言？所以我们大可这么结论：于公或于私、人与人之间的配合与交往，可以将“政治上是敌人，人格上是朋友”的思维，归为大格局的特殊领导方式。凡遇贤人，我们应该唯才是用，而非以“举贤避亲仇”心态作为筛选人员准则。
心思单纯而炽热，遇人才奉之若至宝，这才是优秀领导用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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