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看到有篇文章〈怡保不能用怡宝？〉，作者雷子健探讨“怡保”与“怡宝”之别，并在文中提到大马大多地名源自马来文或英文的译名，除了极少数如太平、永平，还有大山脚、福隆港等例外，职是之故怡保人或非怡保人实无必要反应过激。
有关文章底下的留言就引起网民热议，尤其是怡保人的反呛，可见怡保人对“怡保”正名的重视度。
我虽非霹雳人，但文中提到的“怡保”和“金宝”都曾在我的童年回忆出现。我爸爸是怡保人，所以小时候常听他和爷爷奶奶的对话里出现“坝罗”或“金宝”这两个地名或当地的亲戚。
巧的是，这几个月我在处理一个人物传记的中文翻译英文工作，书内就多次出现“金保”这地名，也包括金宝的一些会馆、华团和学校。只要翻查旧剪报，就会发现，“怡宝”和“金保”的使用普及性不可相提并论。
以1979年8月6日刊登在报上一篇以“吡叻州的会馆”为题的报道为例，分别出现“金宝福建会馆”、“金保高州会馆”和“金保广西会馆”等。就算继续翻查有关这几个会馆的旧剪报，明明是同一个地方，仍旧出现“金宝”和“金保”的差别。
如上我所提，我翻译那本人物传记的主人翁是广西人，所以书内均是以“金保”来称呼“Kampar”这地方。由此可见，“金宝”和“金保”除了是因年代不同以外，也很可能是因不同籍贯背景的人士而出现不同写法。
此外，好像“梹城”一样，以前我一直以为是一些长辈写错字。近年因一些文字工作均与历史有关，而需翻查大量剪报、文史和记录，才发现部分中文媒体确实曾使用“梹城”这地名，而一些新加坡纸媒甚至在1990年代还继续使用“梹城”。
不过，“槟（槟）城”才是目前通用的正确地名，而槟榔屿和槟城则是不同年代的地名，也可统称为旧称。就如“George Town”才应是正确地名，无论是1807年Jeremiah McCarthy的测绘图，或是另一张显示1871年乔治市规划图，都清楚标注著“George Town”（当然，近年也有马来学者和领袖声称应沿用“Tanjung Penaga”这旧称，这又是另一个争议）。
地名的起源与含义确实十分复杂，尤其是在马来西亚这个多语环境下，除了自然环境和社会历史两大因素外，也有可能因翻译和音译而出现差异。不过，若是因手误而出现的差异，那就并非可接受的约定俗成了！
我也曾在其他专栏撰文提及槟州一些路名的翻译失误或记录缺失，而失去了对先贤贡献的准确纪念。如槟岛乔治市的“Jalan C.Y. Choy”实际上是为了纪念崔耀才，但正确的拼写应为“Jalan Y.C. Chooi”；还有大山脚的“Jalan Muthu Palaniappan”，原意是纪念1928年获英殖民政府封赐太平局绅的印裔殷商Muthupalaniappa，却因目前错误的路名而偏离了纪念原意。
诚如我曾在6月26日刊登的〈乔治城不是乔治市〉里所提，准确使用地名不仅是对历史的尊重，更是避免混淆和误解的基本要求。无论是国家机构、私人企业还是个人公民，我们都应了解和尊重这些地名的正确使用，这样才能真正体现对地方历史和文化的敬重，并避免类似错误再次发生。
地名既是地理标识，也是文化传承和历史记忆的凝聚。当我们规范地名、还原本义时，不仅是对历史的尊重，更是在守护一份共同的文化遗产，避免历史被扭曲和文化断层。唯有正名，方能明史；唯有明史，方能传承那些独一无二的文化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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