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独有偶，425的“逮捕阿占巴基”集会前，政府宣布了反贪会首席专员阿占巴基不获续任，取而代之的是阿都哈林走马上任。
我对阿都哈林并不陌生，他在新山任职司法专员后升任高庭法官时，曾处理我两个案件。
第一起是民事诉讼案件, 审讯后,他判银行无权追讨我当事人（身为担保人）的贷款还金，因为银行失误超过时限（time-barred) 。
第二起是刑事上诉案，涉及偷车案件。聆后，他把我当事人的坐牢期限从12个月减到8个月。
我对他的印象还不错，明白事理，通晓法律，性情温和，聆听双方律师或主控官陈词。
当然，他的新官上任，媒体就起履历和之前处理过的大案，变成了"懒人包"。让酸民挖苦的，莫过于廖顺喜集团的案件，他判DNAA( Discharge Not Amounting to Acquittal释放但不等同于无罪) 。
Come on, 一起案件，掌控生死大权的副检察司(DPP), 若我是法官的话，副检察司要撤销案件，我也会如此判DNAA 。这是法律赋予的权力。无关cash is king 的污蔑之说。
这个脏水泼得严重，有辱法官之名声。
媒体和大众应该不曾知道，其实他也有作出不利政府的裁决如下：
颜阿森诉马来西亚内政部副部长及其他人案（Gan Ah Som lwn. Timbalan Menteri Dalam Negeri Malaysia & Yang Lain），批准申请人的人身保护令（Habeas Corpus）的申请。
这不是普通程序性裁定，而是触及国家权力与个人自由边界的重要司法审查。
人身保护令素有"自由大宪章"之称，它的精神很简单：国家可以执法，但不能任意剥夺自由；行政机关可以行使权力，但必须经得起司法检验。
当法院批准人身保护令，其实是在提醒政府一句话：权力必须有边界。
有人可能会说，这是一项"不利政府"的裁决。
但从法治视角看，这恰恰是有利国家的判决。
因为法治从来不是政府赢，而是法律赢。
真正成熟的国家，不害怕法院纠正行政权；相反，一个敢于接受司法制衡的政府，才说明制度有韧性。
也因此，这项判决值得重新被看见。
它透露的不只是法官的法律判断，更反映一种对宪政原则的理解：国家权力必须受约束。
而这，恰恰也是反贪工作的核心。
反贪，不只是抓人办案，不只是查账起诉，更不是周期性的政治表演。
反贪本质，是约束权力。
如果掌舵者本身理解权力不能不受监督，这比任何改革口号都重要。
这些年，我们谈反贪改革，谈独立委员会、检控分权、国会监督、制度设计，讨论都没错。
但制度终究需要人去实践。
再漂亮的架构，如果掌权者缺乏独立意识，制度也可能沦为空壳。
反过来，一个理解法治精神的人，往往可能为制度注入真正生命。
因此，对阿都哈林的任命，值得关注的，不只是"换了谁"，而是他会不会把这种司法理念带进 。
独立性，会不会不只是公众期待，而可能成为实践？这或许才是重点。
当然，一宗判决不能神化一个人，也不足以保证未来改革成功。
公众有希望，但也应保持监督。
毕竟反贪机构最怕的，不是没有权力，而是权力失去独立。
但至少，这份司法履历提供了一点值得审视的讯号：他曾在国家机器与个人自由之间，让法律站出来说话。
这在今天，并不寻常。
从人身保护令到反贪治理，看似两个领域，其实共享同一条法治逻辑：公权力必须被约束。
说到底，反贪改革从来不只是技术问题，而是权力观问题。
掌舵者若相信权力必须受到法律限制，改革才可能不是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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