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行的官方资料显示，马币对美元的汇率一度跌到了4.80令吉，而对新加坡元的汇率则跌破了3.50令吉。相较于去年底4.395令吉兑换1美元的汇率，令吉在今年贬值了约9%。 与去年底3.2784令吉兑换1新元的汇率比较，令吉在今年也贬值了6.48%。
面对马币的持续贬值，国行总裁阿都拉昔开记者会信心喊话，表示国行已针对令吉不断贬值拟定一些应对措施，并深信令吉将持续“有序调整”。
不过，当被问及国行会采取什么措施时，阿都拉昔却三缄其口。
是的，马币今年持续贬值，是亚太区域排在日圆后表现第二疲软的货币。根据官方的说法，令吉贬值是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包括地缘政治不稳定、中国经济放缓、联准会的高利率，以及疲软的第二季经济成长。
短期内来说，国行确实可以采取一些手段来减缓马币贬值，例如进行外汇干预和提高利率。 然而，这两种做法都是双面刃，国家必须为此附上代价，国行当然不敢轻举妄动。
然而，一个国家的汇率不单只是国行的责任，政府也责无旁贷。 汇率的波动，很大程度取决于国家的财政基本面表现，如国内生产总额、贸易顺差、外汇存底和财政韧性。
在确保国内财政稳健方面，财政部长无疑地承担最大的责任。在最近提呈的财案中，首相兼财政部长拿督斯里安华提出了一些增加国库的方案，如调涨服务税至8%，征收资本利得税和奢侈品税。 财案的总拨款是历年最高并不让人意外，但行政开销和发展开销的占比却出现了失衡的现象。
发展开销通常用在基础建设、教育、科技创新等领域。 这些投入对提升国家的生产力、创新能力和整体竞争力至关重要。发展开销减少会导致这些领域的进度减缓，影响经济成长。此外，外国投资者关注政府对经济发展的长期投入。发展开销的大幅降低会被视为政府对长期的经济成长缺乏兴致，导致投资者信心下降，间接对马币贬值产生压力。
巩固及吸引外资对提振马币也有一定的作用。安华早前在出访中国和中东时曾经获得了不少的“承诺投资”，但有多少是实际投资，在财案中似乎未被提及。再者，很多人说马币贬值有利于出口，但从数据上来看，大马9月的出口下跌了13.7% ，并连续下跌了7个月，这非常不利于大马的贸易顺差和马币走势。
在6月，安华表示，令吉下跌是因为美元转强，大家别拿它来评估大马经济。6月18日，安华表示将宣布挽救马股和马币的应对措施，但隔日却只宣布了提振马股的三个方法，马币方案不见踪影。
购买国货
自财政预算案之后，我们发现财长似乎为声援巴勒斯坦忙得不可开交，鲜少对马币贬值发言。安华身为全世界第十一位最有影响力的穆斯林领袖,出席“马来西亚与巴勒斯坦同在”万人集会是理所当然之事。安华也宣布，官联公司将捐款1亿令吉援助巴勒斯坦人民。这想必是基于国家财政根基稳固，也完全实践了早前在财案所说的“仁、义、礼、智”。
另一方面，财政部副部长沈志强呼吁民众购买巴勒斯坦商品，支持身处该国的人民。
回顾历史，1984年大马政府启动了“购买国货运动”（Kempen Beli Barangan Buatan Malaysia），旨在提升本土制造产品的销售量。到了2010年，此计划重新启动，延续1998年的经济振兴项目，在全球金融危机后推动国内贸易的增长。
2020年，全球遭遇冠病疫情冲击，国家经济面临艰钜挑战。为了加速国家经济复苏，政府积极推动购买国货2020运动。当时，购买国货运动取得了显著成效，销售额达到了33亿令吉，涵盖了超过32万6000种国货。
购买国货意味著民众在国内市场将更广泛地使用令吉，流通量增加，有助于稳定马币价值。同时，进口商品需求的减少意味著减少了马币兑换成外币的情况，能以此减少马币被抛售的压力。
沈志强提出的购买巴勒斯坦国货或许是出于一片怜悯之心，但也不应该顾此失彼，忽视那些因为物价上涨而负担沉重的本地商家。身为马来西亚的副财长，沈志强也应该强调购买马来西亚国货的重要性，支持本地商家，给他们一些喘息的空间。况且,大家也想不到巴勒斯坦有什么国货可以在本地购买到的。
每每马币下跌时，国行总是第一时间站在前线，为马币跌势给出各种理由和尝试提供解决方案。惟，该负责的部长却不见踪影，或顾左右而言他。需知道，马币的跌幅已经持续了超过十年，国行只能提供短暂的解决方案，中长期解决结构性财经问题的方针和措施还是得看政府的意愿和能力。
如果官老爷还是一遇到马币躺平就甩锅国行，那么倒不如把部长的俸禄也分配给国行，那么对大家都比较公平，国行也不必那么尴尬地独唱情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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