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母亲告诉我，每天晚上九点还在等孩子下课，孩子从清晨七点到校上课，下午参加课外活动，傍晚再赶去补习班，回到家已是深夜十点。母亲心疼，却又无奈，她说不补习怕孩子追不上别人，补习了又担心孩子太累。
在笔者居住的小镇里，一名中学教师白天授课，晚上在补习中心继续上课，被视为“名师”，却为了招揽学生不惜泄露考题，最终导致全校重考。这样的故事让人不得不思考，补习究竟是孩子的救命稻草，还是教育的黑洞？
在理想状态下，补习是帮助学生弥补不足，提升信心的方式。家长希望孩子少些挫折，多些机会；老师靠补习赚取外快，似乎也是双赢。然而，当补习逐渐成为常态，教育公平却在不知不觉中流失。有些教师在课堂上偏心对待补习生，让未参与补习的孩子觉得自己透明且被忽视。长远而言，这种差别对待容易在孩子心里留下阴影，甚至影响他们未来对学习和自我的认知。
问题不只在于师生之间的互动，还在于制度与价值的扭曲。当补习收入远高于课堂薪水，教师难免把心力转向补习班而非课堂教学。当家长更看重分数而非学习能力，孩子自然学会如何追求捷径，而不是如何独立思考。补习，本应是教育的辅助，如今却成为塑造分数机器的推手。
补习文化并非我国独有。韩国的情况尤为极端，学生们常常在放学后继续接受长时间的补习，政府甚至一度设下“宵禁”，规定补习班不得在深夜继续运作。然而，家长与学生的需求并没有因此消失，只是转移到更隐蔽的形式。日本也有类似现象，中学阶段的学生大多都会参加“学习塾”(juku), 补习已成为升学过程中的普遍现象。
新加坡与香港的做法则强调监管。新加坡教育部要求规模较大的补习中心必须注册，并确保教师有备案。香港也规定补习社必须注册为正规教育机构，符合基本的安全与场地标准。这类措施并没有让补习消失，却至少让市场透明，减少了灰色操作。
中国走上了另一条路。自“双减”政策实施后，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科类补习被严格限制，甚至全面转为非营利。研究发现，自“双减”政策实施以来，学生的抑郁和焦虑水平显著下降，学科类补习机构数量从12.4万家锐减至9000家，超过75%的正规学校开设了课后服务，高达97.3% 的家长对此表示满意。
英国政府在疫情后推出国家补习计划，把补习直接搬进校园，由公共财政支撑，特别针对弱势家庭的孩子。这样的模式不仅减轻了家长负担，也避免补习成为家庭财富的比拼。
这些国际案例提醒我们，补习不是原罪，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引导与规范。大马若要走出补习依赖的困局，至少需要几方面的改革。首先，教师的利益冲突必须被明确规范，任教老师不应同时为自己学校的学生开设收费补习，否则教学的公正性难以保障。其次，补习中心应纳入强制注册制度，设定透明收费机制，让家长有更清晰的选择。第三，学校必须承担起更大的责任，把“补救学习”带回课堂，尤其照顾来自弱势家庭，无法负担补习费用的学生。最后，家长心态的改变同样重要。如果教育的目标只是分数，补习自然会成为无止境的追逐，但如果我们更重视孩子的独立思考与人格成长，补习就不会成为唯一依赖。
归根到底，补习能否真正让孩子获益，取决于社会如何看待教育。教育若沦为分数交易，孩子得到的只是技巧与捷径，而非真正的知识与价值。补习的存在无可厚非，但当它成为常态并逐渐绑架整个教育体系，我们就必须严肃追问，这样的教育，究竟是在培养独立思考的公民，还是只会考试的机器。
教育的使命，不该只剩下分数，而是引导孩子成长为有担当和思考力的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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