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父亲因偷了252令吉60仙的美禄和洗发水，判监七天。而涉及4200万令吉SRC资金的前首相纳吉，则获准回家服完这宗案件的余刑。看到这类小额盗窃案要面对牢狱之灾，再看纳吉获准居家服刑，人民有理由愤怒。一个曾经掌握公权力的人，因滥权、刑事背信和洗钱被定罪，最终获准在住所服完余刑。这样的安排，有多少普通囚犯有机会获得？
今年7月，吉打居林一名有两个孩子的男子，承认从超市偷了美禄和洗发水，被判监七天。今年4月，吉隆坡蕉赖另一名有两个孩子的电召车司机，也因偷窃认罪。他拿走的是两罐沙丁鱼、面粉、肥皂等日用品，总值404令吉22仙。律师向法庭求情，说他还有两个在上学的孩子要养。结果是监禁一个月，另罚300令吉。
这两宗盗窃案和纳吉案的案情不同，刑罚也不能拿金额来换算。可服刑地点的差别，落在家属身上，就很具体。哪怕只有七天，少了一个人接送孩子，少了一份收入，家里都得想办法。纳吉在SRC案原判监禁12年，后来减为6年，如今获准在家服完余刑。人民看到这样的差别，自然会问，同样面对一段监禁刑期，普通人有哪些选择？
11月10日，吉隆坡高庭发出新庭令，落实国家元首的有条件特赦。纳吉将在住所服完SRC案的余刑，直到2028年8月23日，隔天须回加影监狱服一马公司案的刑期。巫统已代缴5000万令吉罚款。一个人获准在家服刑，还有政党替他缴付罚款。对照前面那名要养两个孩子的电召车司机，这些差别，人民当然看在眼里。
我尊重国家元首的特赦权。只不过，政府应当向公众说明，现行制度下，普通囚犯在什么条件下可以申请居家服刑，又由谁按什么标准审查？如果有人年迈、患病，或者家里有实际照护困难，他和家属应该找哪个部门？如果目前没有普遍适用的申请途径，政府也应该说清楚。
还有一点，笔者特别在意。SRC案涉及的是4200万令吉公款。平时讨论增聘医生、改善乡区诊所，我们常听到拨款有限，每一笔钱都要算清楚。既然公共开支要一分一毫地算，掌管公款的人滥用职权，社会当然也有理由要求严格问责。人民缴税、守规矩，也有权知道，一个因滥用公权力而被定罪的人获准在家服刑后，制度如何让普通人获得公平对待。
所以我敬佩陆兆福辞去交通部长。他大可以发文告表达遗憾，照常出席下一次内阁会议。9月，行动党中委会讨论此事后，他提出辞职。11月6日，他再说明，纳吉一旦开始居家服刑，辞职就立即生效。四天后，纳吉回家，陆兆福离开内阁。他愿意放下手上的部长职，也答应做好交接。这是他对自己的承诺负责，也是行动党对这项安排明确表达反对。
最后，我想请巫青团团长阿克玛看看陆兆福。阿克玛今年1月宣布辞去马六甲州行政议员，也确实递交了辞呈。4月，甲州首长拒绝，他继续留任。到了7月，他又说愿意辞，这回却开了条件，要倪可敏陪他一起辞。自己的去留，为什么要绑在别人身上？陆兆福说清楚自己会在什么时候辞职，到了那一天，他就辞了。阿克玛大可以解释首长为何拒绝他的辞呈。至于后来要倪可敏一起辞，那是他自己加上的条件。
单凭这件事，陆兆福身为领袖，确实比阿克玛更有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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