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如果有诚意解决贫富悬殊，必须从制度著手，而教育及税收制度是其中两大关键因素。
许多穷人往往是因为教育水平不高，造成社会阶级流动性较弱，更难攀上中上阶级。
研究也显示，人力资本可提升人民财富，税收制度也可扮演重新分配财富的角色。政府可向富人征收高税，再把这笔钱用来改善人民福祉，特别是照顾穷人基本需求，否则，劫贫济富的税收制度只会导致富者越富，贫者越贫。
前国大经济系副教授拿督杜干焕接受《东方日报》访问时表示，政府应更公平分配教育机会，让所有穷人接受教育，有机会晋身专业人士或中产阶级。
他分析，在现有资本主义下的教育制度，却未能真正缩窄贫富悬殊，因为富有阶级有更大优势，而穷人却因绩效制或分身工作等因素，轻易被淘汰，因此有必要检讨及改善教育制度，更加照顾穷人。
他不讳言，随著时代演变，教育越来越普及化，穷人也能接受越高的教育，比起50年代时，当时主要是精英或富有家庭的孩子才能升上大学，穷人相对很少。
他提醒，目前的教育系统，导致许多成绩较差的人在政府考试中被淘汰，但其实成绩与社会及经济背景有莫大关系。
高等教育应免费
“很多成绩较好的人来自富裕家庭，他们有文化资本，有钱去补习、设备也较齐全，如电脑、网际网络、图书馆等。许多富人也获得奖学金或出国读书。但是，许多家境较差的人则无法专注学业，如需半工读帮补家用或照顾家庭，结果少了温习时间而成绩变差，有者甚至被逼辍学，特别是因负担不起大学学费的人，这些人都失去许多机会。”
国民大学大马及国际研究机构研究员阿都卡立表示，政府私营化教育系统，或政府大学根据绩效制招生，将进一步减低穷人的教育机会。
“高教部报告预计，2020年时，90%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将进入私人学府。”
他说，由于穷人缺乏金融资产，无法承担教育费，穷人或乡区孩童也因缺乏较好的学校、设施及老师，将在绩效制中被抛在后头。
社会主义党中委朱进佳强调，高等教育应该免费，以让所有人受惠。
外劳冲击工资 朋党剥夺机会
构成我国贫富悬殊的原因还有很多，如私营化、贪污、朋党裙带主义、外劳政策等。
槟城研究所执行董事拿督胡永泰认为，大马大量引进廉价外劳，压低本地工资，是造成本地人贫穷的主要因素之一。
他认为，应设立更多图书馆及托儿所，也要解决朋党裙带问题。
另外，杜干焕认为，政府推出的一系列私营化计划，让朋党从人民身上“榨取”巨富。
“很多财产及生产工具被私有化后，也剥夺了其他人的机会，如某块土地原本可供大众使用，但在私有化后，人们不能再进去找木材、药材等资源。”
“关系也很重要，贫富之间的社交圈子不同，富人有更多机会接触名门贵族及高官显要。透过这些掌握资源或政治决策权的人，许多受惠者都是来自中上层阶级、公务员或官联公司高层子女等。”
他认为，政府仍需继续推行扶弱政策，惟应该以需求及阶级来看待，而不是种族。
阿都卡立建议，政府可成立基金，舒缓穷人负担，政府也可直接派钱资助穷人，但需加上附带条件。
他建议效仿巴西政府，给予穷人津贴的条件时，规定父母必须让孩子接受教育，以及接受身体健康检查，藉改善医疗及教育让他们脱离贫穷。
房产股市赚快钱 建议征高税
税收制度也是用来重新分配财富重要的一环。但是，许多靠金融市场牟取暴利的富人却未被征高税，而我国的累进税制度也节节败退，从1988年的40%退至现有的26%。
阿都卡立表示，不论该人的可征税收入是20万或2000万令吉，最高税收都只是26%，比起许多国家来得低，如澳洲的45%或美国的35%。
他认为，大多数股票或一些金融工具的交易及获利都未征税，变相鼓励短期投资，反而长期投资者的股息需被征税。
他表示，富人与穷人赚取财富的方式有别，在过去10年里，从股票或房地产获得的收入回酬，远高于薪水，因此更应征收资本利得税。政府也应重新提高产业盈利税。“许多国家，如美国、英国、印度等，征收15%至35%的资本利得税。”
向富豪征遗产税
他驳斥高税收将搞垮经济，因为二战后，许多西方国家实行高税收政策，美国的税收在60年代更高达91%，但许多西方国家的经济成长依然迅速。
朱进佳表示，贫富悬殊的根源是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放任自由市场榨取人民利益。他认为，政府可透过高税收，把这些钱重新分配给人民，如免费教育、医疗、公共房屋、失业金等。
杜干焕认为，遗产是其中一个构成贫富悬殊的原因，许多富人阶级都是依靠遗产获得财富，如土地、屋子、农业地、工厂等。“很多继承人并非靠自己努力赚钱，坐著就有钱收，如利息、租金、工厂利润等，并非白手起家。”
阿都卡立认为，政府应重新向我国富豪征收遗产税，把富人的部分遗产收归国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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