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9日，巴生老友会请到陈美萍博士来主讲《大马的族群关系》。何以要用族群（Ethnic Group）而非一般所讲的种族（Race），是因为，按人种学的分类，大体上可分为蒙古人种（Mongoloid），高加素人种（Caucasoid）（即白种人）与黑种人（Negroid）3大类，而大马的主要文化群体如马来人、华人等，皆属于蒙古人种。
在多元种族与族群国，如美国，在论及黑白关系时，常见到种族关系，而论及英裔、德裔、法裔美国人关系时，则多用族群关系。在大马，学术界也常用Ethnic Relation∕Hubungan Ethnik字眼。至于族群与民族又如何区分？据笔者所知，这2个词是可以通用的。之所以，在英文，Nation（即民族）这个字眼，是个多义词，可指部落民族、国民、国族或一般意义的民族，是个易引起混淆的用语，这也是何以学术界要改用Ethnic这用语的主因之一。
在中文，本无民族这用语，最早见之于1895年的《强学报》，很可能是从日本引进的。中国古人虽有民、种、类、族、种人、种落等用语，却从不把民与族合起来用。人也常用汉人、唐人、宋人等自称，而无中国人这种现代主权国家观念，即便是中华民族这用语，也是1911年推翻清朝政府，建立中华民国后，才出现的用语。伸言之，尽管在3000多年前，便已有中国这用语，但，作为国号，还是20世纪初期的事。据知，在1920年代，中国的文人间，便曾出现过有关国号的争议，如应否用震旦或支那等字眼。至于支那这用语，一般认为，这是日人用来称呼中国人的贬义词，可这用语原是中国古代僧人所创，而其创词根据，则是China，即古代西方人对中国的称呼。
不同的“想像中国家”
同样，据笔者所知，在当代中国，一般上习于用民族这用语，而较少用族群，且中国人对民族的理解，多采用斯大林的民族4大要素论，即拥有共同的语言、地域、经济生活、心理素质等。
惟在台湾，则流行用族群来区别外省人与本省人，即把1949年之前先移民到台湾的汉人称为本省人，而把之后，随著国民党大军移来的各省汉人，称为外省人。
这种以先来后到，来区别本土对外来的做法，是现代多民族国家的惯用手法，包括大马在内。这种区分法实含有争夺资源分配的用意，也是政治斗争的便利工具。
回过头来看大马，国民之间有土著与非土著之分。其实在本质上，也涉及资源分配的准则。按美萍的说法，在独立时，非马来人认为，当时新独立的马来亚应是个新国家。惟马来人则坚称，这不是新国家，而是英人要还回权力给马来王朝（Kerajaan）。
据此，马来人应享有特殊地位。非马来人不仅在政治上得承认马来人的支配地位，在其他方面，如文化、语文，也应如此。这就涉及了不同的“想像中的国家”的争议。
至于国民应如何团结，也可从不同层次来看，如不同族群间的团结，仅止于政治认同，共同关心这个国家的现状与未来，抑或是，应包括私人生活领域方面的同一化？此外，也涉及了A+B+C=A，或A+B+C=D，或A+B+C依然等于A+B+C的国族观。
大体上言，华人普遍上是认为，华人已有学马来文，也普遍上懂得马来文，更无质疑马来语为国语的动机；因此，让华校生存发展，应是合理公平的，惟也有不少本国的其他人，包括一些华人认为，应把各族放在同一学校，或至少是宏愿学校，让他们多接触，以便经由接触而相识相亲；只是，若公共政策有土著与非土著之分，接触论（Contact Theory）自也无助于促进国民团结。
约言之，一视同仁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接触论、宏愿学校等，是治标不治本，甚至是多此一举的。
美萍还提到，美国也已从熔炉论（Melting Pot Theory）转向多元文化的方向；且从教育的角度看，就普通家庭的小孩子言，用母语学习应是更有效的。对此，笔者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就一般条件的非华裔而言，若他们进入华小，会否影响到他们的学业？甚而至于因赶不上学习进度，而产生挫折感？
此外，也有人提出，若送小孩进华小，目的只在于学华文，而非中华文化，那是否应把学位让给有心学华文及华人文化的华人学童？这就涉及了教学法，及如何管理多元文化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