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历史上的第一位民选总统莫哈默穆尔西于今年7月初遭军方赶下台并软禁之后，许多马来西亚的网友即刻在面子书热烈讨论起来，其中当然以马来人占大多数，但也有不少基督徒深表关心。
这也不奇怪。虽然埃及是穆斯林国家，却拥有将近一千万的科普特基督徒(Coptic Christians)，几乎是全国人口的12%。自穆斯林兄弟会(Ikhwan)背景的穆尔西上台以来，就不时传出基督徒社群遭打压，迫害和攻击的新闻；以美国“为首”的基督教界在过往两年不断广传埃及基督徒的苦难，网上图文并茂的资讯引起全球教会的关注。穆尔西下野的消息传来，为之额手称庆者不在少数。
铁腕治国打压异见
铁腕治国长达30年的穆巴拉克于2011年初于人民起义中仓惶下台之后，埃及陷入民主转型的阵痛期，但也释放出各股民间力量，其中包括背景不详的极端宗教势力。具有超过80年斗争历史，屡遭打压的兄弟会忽然进入政治主流，并未来得及建立与其他民间组织的联系。一片乱局中，一些名不经传的穆斯林组织乃借宗教之名攻击弱势群体，特别是妇女、同性恋人士和非穆斯林。
这段期间，我个人接触过不下十个声称遭极端穆斯林迫害的科普特基督徒女性和同性恋者。从他们的谈话中，我能够得出的结论是：这些人面对的危险并不直接来自兄弟会，而是不知名的个别组织；社会秩序崩溃，警方对他们的投诉无能为力，甚或无动于衷，让他们的困境雪上加霜。但境外媒体或组织出于各自的目的，往往把帐算在执政者的头上。虽然无可厚非，却不能厘清一些争议。其实，和我谈过话的埃及基督徒也承认他们面对危险时也得到一些穆斯林的帮助，只是这些事件加起来，始终不如一张火烧基督教堂的画面来得耸动和“有价值”。
政体过渡的挑战
旧体制顿时瓦解，必然造成社会冲击。在穆巴拉克时代，科普特基督徒社群当中的既得利益者的确获得一定的保障，但这样的“安全感”毕竟建基于一个独裁的体制之上。这个情形其实就类似马来西亚的教会长期依附在国阵的世俗外套上以抗衡相对保守的伊斯兰教势力。所幸308大选以后，开始有非穆斯林的宗教组织主动接触伊斯兰党寻求共识和理解。而埃及的政治变化来得突然，民间还没来得及准备就被卷进政治角力的漩涡，但不意味著旧有的政体较为可取。
这样的挑战，其实冲击著任何一个从威权/集权体制向民主政体过渡的国家，只是程度有别。穆尔西背负著伊斯兰色彩的“原罪”，本来就不是埃及旧势力、军方和美国的首选；加上只有51%的选票，一上台就被各方紧盯。其施政固然多有可争议之处，但面临的阻力不曾减缓。纵使有著许多失误，出动军方将其轰下台，进而引发一波又一波枪杀手无寸铁的示威者，严打穆斯林兄弟会领袖的事件，却是赤裸裸的倒行逆施，徒加剧民间的分裂以及政治上的仇恨而已。
白宫由始至终不将穆尔西遭军方推翻定性为军事政变，为的是战略考量；而穆巴拉克旋即获释，更证明了旧势力、军方和华盛顿早有共识，也一直在伺机而动。因此，把埃及的政变总结为“穆尔西不懂得圆融、折中和妥协之术以包容各股力量”，过于简化。事实上，一旦兄弟会的影响力在中东地区扩大，对素来以伊斯兰捍卫者自居，也不断散播极端的瓦哈比主义的沙地阿拉伯王室最不利。穆尔西以伊斯兰原则治国的方针最终是否有百害而无一利，值得探讨争论；但在国内外各股势力虎视眈眈的情况下，他懂不懂得“做人”从一开始就是个伪命题。
近代历史上，军方干政总不免要附上沉重的代价。泰国每一次的军事政变都以“恢复秩序和捍卫王室”为名，最终却让军方和王室的影响力无限扩大，民选的文人政府沦为门面。其实，无论是具有军事政变传统的土耳其、泰国和埃及，最吊诡的莫过于见到所谓的中产阶级和精英阶层公然支持军方干预以去除具独裁倾向的领导人，而非壮大公民组织或在野党与之斡旋。
手握枪杆子的人忽然坐上了治国的高位，享有随便签个字就是数以亿万计的国防预算的尊荣，他们有可能认同进步的政改议程吗？既然不可能，何以仍有信仰民主的人觉得必要之时出动军方打开政治死结是可行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