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0年代，英美等国的政治领导人启动自由化、私营化与放弃或解除管制政策以来，许多国家包括大马，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这股潮流的影响，如在1980年代后大搞私营化，以便减轻政府财政负担。
与此同时，随著科技进步，1980年代后也是全球化加速进步的时期。这个科技进步引发了所谓的知识经济，而全球化也改变了全球生产与分工的格局，而加剧了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竞争。
在这个大背景下许多国家也变得更加重视高等教育的发展，以便赶上全球化与知识经济的浪潮。其中由于美国是主导力量，美国的治理模式，特别是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模式，更成了主导模式，而英语也成了更具威力的优势语文。就教育领域而言，一个明显的变化是高教的产业化、市场化与高教机构的企业化、法人化。
产官学合作模式
传统上，高教是种精英教育，也旨在培养社会政治精英，因此也会较重视通识教育与人文学科。高教机构与学术人员也多具有清高的心态，不爱谈功利与铜臭。只是，随著全球竞争的激化与教育的市场化、产业化、高教的功能也起了变化。一方面是高教从精英化走向大众化，进而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他方面是，在竞争压力下，各国也日益重视高教在促进国家创造力与竞争力的作用，如在国家创新体制（National Innoavation System）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
在中高收入国与发达国，这个带头国家进步与强化竞争力的角色，更受重视，而事实上，许多国家的创新组织，均是围绕著高教机构而开办，如美国的矽谷Silicon Valley，中国的中关村，台湾新竹科学园，以及日本的筑波。这就使的产学研究，即产业、高教机构、研发机构与官方之间的合作变得日趋密切。不少名校也从教学型大学转向研究型大学发展。
这个产官学的合作模式，更改变了高教的性质，其中之一便是高教的财政来源不再单靠政府与学杂费，而是更多来自捐款与研发成果。一般来说，校友众多的老牌综合大学，如哈佛、耶鲁会变得更财雄势大，而不那么依靠政府支助。这个变化也使得高教改变了其传统的治校模式，如引入公司治理的手法。
就大马来说，幸与不幸也正朝著这个大方向发展，如1990年代后大马也放宽了对高教的非政治面的管制，使得公私高教获得更快速的发展。
以公立大学为例，1959-60年时，仅有的马来亚大学，只有322名学生，可在2000年，公立大学已有约27万学生，2005年升到约30万，而到了2013年公立大学已有约56万在籍生，私立大专院校也有约48万名。
大专生的量是加速扩大了，可质的面却有所不足，特别是公立大专的毕业生，就业有困难，迫使政府不得不扩大招聘公务员，进而加重了财政负担。
制约产业升级
仅在2013年，大马的失业者中便有30%是高教毕业生；吊诡的是，工商界却长期诉苦人才难找。其实大马的高教与市场需求脱节严重，进而也制约了产业升级，使大马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而难以自拔。
在大马，高教虽占用了偏高的教育拨款，可却没为国家的升级做出相应的的贡献。其实，从国家发展与升级的角度看大马，应多注重实用的技术与职业教育，而不是徒有形式的量大质低的高教。只是，这个课题涉及了社会风气。
在德国与瑞士，有70%的16岁及以上的中学生是进入技职学校。在1960-80年代的台湾，技职生对普通高中的人数比是2对1。日台韩等能超越大马，注重实用的教育与人才培训是关键。
大马则在1990年代后才开窍，已错失良机，而1990后，偏重大专生量的扩张，而忽视其质及内容，更是失策。其中，马来语文民族主义无疑也是一个阻力，不能贯彻实效制，则更是自我设限的陷阱。此外，过度削弱学术自由（连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书也不能有马来文本）与过度政治化均是妨碍大马进步的主因。
（本文为2015年华教节特辑文章系列，今年题目是“中学教育怎样培养现代公民”、“马来西亚高等教育的改革前路”，由林连玉基金组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