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国行总裁莫哈末依布拉欣，在配合国行发布的2016年度报告时指出，当前的经济充满不确定因素；其中，外部因素，是我国无法控制的。的确，由于大马是个高度开放的经济体，也高度依赖进出口，故难免很受国际经济形势所制约。尽管如此，高度开放依然较封闭更具优势，也更易走向繁荣，如新、港、纽、澳等。
与此同时，莫哈末依布拉欣也提到，大马经济面对四大结构性挑战，即青年失业率偏高；收入追不上房价；经常帐盈馀趋于萎缩，及过度依赖外劳。其对策则是发展高素质教育；再平衡房屋供应；多元化出口，及自动化等。
缺体面就业机会
这里，想谈谈青年失业偏高的课题。说起来，这并非大马特有的现象，而是一般的现象。在许多发达国，青年失业也偏高，在发展中国家，如许多中东国家，青年失业更是致成政治动乱的主因，如阿拉伯之春。
就东南亚各国而言，印尼、菲律宾、新加坡等国，也面对同样的挑战。大马的情况则是，按国行的资料，在2015年，我国的总体失业率为3.1%，可年轻人的失业率则高达10.7%！在2016年，有61%的失业群体，年龄介于15-29岁；其中，20-24岁的人数最多，共18万9000多人。
进而言之，年轻人失业率持续居高不下，收入也难以明显提高，也可能损及经济，及引起不满。这10多年来，大马的总体失业率，大体上维持在3%上下，可说是低失业率国家；只是，年轻人失业率高，倒是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因为，这可能会是个长期的现象。
就大马言，一个吊诡的现象是，这10多年来，我国每年均有好几百万的外劳，而2016年失业人数则为51万左右。这突显出，大马并不缺工作，认真说起来，是劳动力供不应求，是僧少粥多而非僧多粥少。伸言之，大马的问题不是缺乏单纯的就业机会，而是缺乏与时并进的体面就业机会与体面的收入。
什么叫体面的就业（Decent Employment）？这涉及了就业观念。从职业无贵贱的角度看，只要是对社会有益的工作，就是体面的，无所谓贵贱之分。
只是，大马人或多或少依然受到“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传统观念的制约。特别是官本位思想的制约。
许多受了高等教育者，均不愿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作，而要选择白领工作。可当大专教育已从精英教育，变为大众教育之后，如1996年后，大马大事扩大高等教育，精英已不再那么精英；若从依然要争做白领或劳心而非劳力的工作者，当然会在这方面出现供过于求的现象。其结果之一就是，劳心与劳力的收入差距日趋拉近，甚至可能出现“脑体倒挂”现象，也就是体力劳动的收入比劳心收入更高的现象。
大专重量不重质
在大马，这个现象，还被劳动力市场供求失配（Mismatch）所剧化。从供给面看，大马的大专教育偏向文科，理工人才较少。更严重的是，国人的观念不重视技术与职业教育。其结果就是，一方面市场严缺发展或产业升级的人才，他方面是许多大专毕业生学非所用或有学历缺能力。这也与大专教育重量不重质有关。只一昧提高人口中受过大专教育的百分比而不考虑其实力。
这里还涉及了一个实绩制（Meritocracy）对种族配额的矛盾，如读了大学预科一年的学生便可以进入大学（90%为土著），而读了中六（STPM）的学生得两年等。
从需求面看，自1990年代以来，大马便陷入低工资竞争（Low-Wage Competition）的红火中不能自拔。既然是低工资、低生产力、低增值的经济活动，自然无法创造出足够的体面就业机会。这也是何以，一方面是有好几百万合法或非法的廉价外劳；另一方面却是年轻人失业率偏高。
青年破产人数居多
更甚的是，大马的中学入学率偏低，只有71%，远低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这个结构性问题，后果颇严重。年轻人无一技之长，只好大家均去从事较低增值的就业。大马产业升级失败的一个后果是，制造业不进反退，而服务业又仅创造出大量廉价的就业机会，许多年轻人要么去做钟点工、临时工，要么就去卖手机。这样的就业状态，迟早会导致内需不振的后果。因为，年轻人缺乏消费力，别说买房子，汽车也买不起。近年来，每年平均有2万多人破产，显见透支消费严重，且破产都以年轻人居多。
本来做为全国最大的雇主，政府可以吸纳这些多馀的劳动力，可目前政府雇员也已多达161万人。在电子化、自动化的时代，公务员对人均的数目不但未减员反而是有增无减，造成庞大的财政负担，也加剧了人民的负担，如出台消费税（增值税）政策。
进而言之，近年来，人工智能、自动化技术发展神速，已对就业市场产生重大作用，有人还用无就业增长（Jobless Growth）来形容这趋势。这趋势还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逆转全球化，使就业倒流回发达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