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在美国境内搭乘飞机时，我深切地了解到美国的航空公司，无法与中东和亚洲地区的航空公司相比。由于长期以来的保护主义政策，只有美国航空公司才能在美国境内飞行；即使在2007年签署了“欧盟──美国开放天空协议”，也只是单方面的让美国航空公司能够在欧盟范围内飞行，美国境内航线依然没有外国航空。
有一些分析师就怀疑，从迪拜，阿布扎比和多哈等机场飞往美国的航班禁止搭客在机上使用大型电子设备，与反恐无关，更大的可能是不要让海湾航空公司提供优质的服务。
今天，美国境内的80％航线，由4家航空公司包办，许多机场和航线都是由一家航空公司主导。我搭乘过这些航空的经济舱，往往我担忧的取消航班、延误、迟来的行李和繁琐的安全检查（基于我的名字源自阿拉伯文），常常都成真。
道歉无法挽回损失
但是，与4月9日，因超额预订，为了让员工获得座位的联合航空公司，以暴力手段把美国裔医生陶大卫赶下机的情况相比，我的遭遇如小巫见大巫。这事件在网络上广传，而联合航空首席执行员的初步回应，犹如火上添油，似乎在责怪乘客“引起混乱”。
之后，这名首席执行员再出来道歉，但已无力扶助暴跌的公司股价，更有数千人声明永远不搭该公司的航班。无疑，许多因素促成了整个事件的发生，这包括有问题的操作程序、蛮横的执法、可能存在著种族歧视和缺乏竞争。
在这事件的前一周，百事可乐也基于推出的广告，被指贬低社运，面对著一场公关的灾难。广告以名模遇上示威游行，名模请警员喝百事可乐，化解了警民的冲突，突出产品品牌。
社交媒体的力量
马来西亚也曾经发生过这种失败的公关案例：如航空公司应对灾难的反应，甚至飞机上所提供的椰浆饭，最近的一个案例，则是一名男子就因虐待狗只的视频在网络上广传之后，失去了代理的业务。
这就是社交媒体的力量，就如AirBnB和TripAdvisor的服务使用公众反馈的模式（阿联酋航空也在推特上以此嘲讽联合航空），来奖励或惩罚参与的业者。这是一把双刃剑，因为指控者也有可能是假的（像假的消息）。当然在许多人见证下发生时，这很容易查证，但在另一些情况下，几个指控者“协调”下，一起“投诉”相关公司，特别是小公司，足以破坏公司的声誉。
依靠社交媒体的信息，也意味著拥有社交媒体的账户已成为一种必须，因此面书、推特和Instagram的个人资料，也可视为一种新的简历，如果没有，意味你可能隐藏著一些东西。
但是我注意到，尽管许多人都会同意惩罚企业的不良行为，但同样的人在面对著政治人物不良行为时，却不太愿意这样做。不知何故，在政治上，品牌忠诚度是如此强烈，即使原本是一场属于公关的灾难，也可因此逃过，而微小的成就则被描绘为重大的胜利。如何决定那一些应视为个人意见，那一些应视为党的立场，是有所选择的。最近的例子，就是建议性侵受害者嫁给强奸她们的犯人。
会有如此情况，相信部分是因为政治与提供特定产品或服务的公司不同，政治提供一个更大的“包装”，使到一个政党即使有著某种缺失，也不会令它消失。
此外，政治提供身份认同，特别是对于那些相信某族或某宗教就应忠于特定政党者。
操纵选举制度
不良的代议士经常没有受到严厉惩罚，其中一个原因，就如扭曲的市场一样，他们操纵制度来保护他们。虽然客户每五年，只能选择一个服务提供者（其实还有第二或第三选择，如果有地方和州选举），政治领导人可以通过保护主义政策，如把权力集中在他们的政党、操纵选举制度和破坏宪法制定下的监督机构，令选举时，选民没有多大的选择。
大马民主与经济研究中心（IDEAS）正在著手研究东盟单一航空市场（以确保我们不步入美国航空公司的困境），我们也许再次看到，实现区域的经济自由化，比在其成员国中，实现政治自由化更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