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时代，上西洋史学史时第一次接触到“英雄史观”这一名词。
英雄史观指的是认为历史是有一群帝王将相所构成，平民百姓等对于历史的轨迹并无影响。在英雄史观中，历史是由一群英雄所推动的，也因为他们的关系，秩序、和平与繁荣的美好世界才能够建立。在达到此目标的过程中，有一批恶人与英雄作对，或者发生一些事情让英雄受挫。在这套史观中，英雄是完美的象征，也因此他们是不会犯错的。他们会犯错，是因为不小心误中陷阱、被别人犯的错所连累，或者因为恶人的陷害等。
改变研究取向
英雄史观在十九世纪就不断受到挑战。二十世纪的法国年鉴学派和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学派等认为历史不是由帝王将相所主导，而是由一般人所构成的，因此必须研究下层的历史。这种研究取向已经普遍获得史学家的认可，并且成为主流。即使是以某个人作为研究对象，也不会像过去那般认为他们是完美无缺的。简言之，英雄史观已经是明日黄花，不再是史学主流了。
虽然如此，英雄史观的思维仍然不断出现在过去和现在的人类社会中。因此，笔者把英雄史观所衍生的世界观，称为“圣人世界观”。简言之，所谓的“圣人世界观”就是认为某些人所做的永远都是正确的，并且绝对不会犯错。即使他犯错了，也有不得已的苦衷，或者是为奸人所害，不然就是指责他的人别有居心不识时务等等。
例如在过去，中国的天子是不会犯错的。如果天子有犯错，是因为周围的臣子有问题，所以要实行清君侧，把这些“乱臣贼子”给铲除。因此，明成祖朱棣以此为借口把自己的侄儿给赶下王位。类似的例子在西方也有，过去人们也认为天主教的教皇是不会犯错的。
纠错者成为罪人
即使是今时今日，英雄史观已经式微，但圣人世界观仍然可见于我们的生活之中。最有名的例子之一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如果毛泽东没有默默授权给四人帮，让他们对一批开国元老下毒手，也不会揭开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即使在毛泽东死后，仍然认为毛泽东没错，所以华国锋也喊出了“两个凡是”的口号，维护毛泽东名誉的同时，也把文化大革命的罪责放在四人帮身上。
圣人世界观在今时今日的马来西亚仍然流行。最近某位马华文学的方姓文人的网路言行足以构成性骚扰，被人指出错误之后，一群网民却认为这并非问题，反而纠错者成为罪人。槟城州政府和林冠英在最近的土崩事件中，即使指责者不少，但是不但不见认错，反之为其辩护与漂白者不少。马哈迪在茅草行动与破坏国家体制等方面的错误，更是不可也无法推卸，结果当马哈迪变成在野党的一员后，所有的过错就自动变成不是错了（当然还是有些人无法同意马哈迪就因此无罪）。
这些种种，都可说反映了圣人世界观如何深深植根于马来西亚人的脑海中。只要在自己的世界观中是好人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对的。反之，坏人统统都是错的。可是却忘了好人和好事（以及坏人与坏事）之间并无等号。即使有部分人意识到这是错的，或察觉自己认知失调了，也无法调整过来。
圣人世界观不但无助于对真实世界的认识，更是阻碍了这些“圣人”们认错改正的机会。如果他们认错，以往的形象就将毁于一旦，也认为不会再受到众人的认可。但是实际上，现代的政治化妆术不再像以往那般，把政治人物打造成圣人，而是把政治人物打造成凡人。这点看看台北市长柯文哲的形象即可明了。但是马来西亚人仍然无法摆脱圣人世界观和英雄史观，也忘了下层人民其实具有改变的力量；政治化妆师也没能力把政治人物打造成凡人。结果，就只能继续沉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