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讯科技普及化，手指只需在屏幕上轻轻滑动，就能涉猎浩瀚知识。若眷恋书香，跨境物流服务也日益发达，线上过账后包裹就从世界某个角落送到门前。精美的封面、精致的排版，配上一杯星巴克拍照打卡，还能在社交媒体上挣几个赞。
身为一个马来西亚读者，语文掌握上占有一定优势。我们可以透过英文书籍，参阅各地专家学者、国际媒体对伊斯兰的观点；若选择中文译本书籍，一般还附加台湾学者序文，平添一个视角。这固然让我们成为知识饱满的读书人，却不一定是直闯本地穆斯林社会的通行证。
需知，宗教、文化、艺术、语言、民族、历史、地缘、政治、经济、阶级等错综复杂的因素，形塑了本土穆斯林社会的面貌。本土宗教司如何解读阿拉伯文《可兰经》里的某一段经典、本地伊斯兰政治学者如何看待阿拉伯之春的起伏转折、本地穆斯林组织向往的乌托邦在哪里，都是不同因素糅合后的化学作用。
于是，我们需要本土的出版社，让本地作者撰写自己的故事，叙说这片国土上的经验、勾勒彼此的想像。实际上，马来西亚不乏规模庞大的出版社，惟更多时候宣扬的是一套国家要巩固的意识形态，以延长执政集团的政治生涯。这在某个程度上解释了何以言论自由空间相对松绑的当下，旧有势力仍然在舆论上占据主导位置，把我们视为“进步”、“开放”、“前瞻”的观点打趴。
故此，我们需要敢于挑战主流意识形态的另类出版社与书局，编书不怕冷门、印书不问销量，旨在突破一言堂的垄断。我们不缺竞相出版畅销书的出版社，但缺一家不会因为题材敏感、观点尖锐而将作者拒于门外的出版社；我们永远不缺门市琳琅满目、封面精美书名吸睛的书店，但缺一家敢于冒险，把“准禁书”光明正大摆在架子上的书店。
张永新的“策略资讯研究中心”（SIRD） ， 以及文运书坊（ Gerak Budaya），就是马来西亚需要的出版社与书店。从来不刻意高喊“跨族群”，却在晚近二十多年，默默耕耘这个门面很小格局很大的空间，介入参与马来社会的讨论。执政集团强化“汉都亚”（Hang Tuah）历史角色，SIRD给历史教授阿末阿当（Ahmat Adam）出书，解构汉都亚的神话与迷思。主流马来穆斯林社会对左翼思想喊打喊杀，SIRD选择再版已故知识分子赛胡先阿拉达斯博士（Dr Syed Hussein Alatas）著作《伊斯兰与社会主义》，填补本地思想地图的缺块。
诚然，晚近几年，马来社会年轻世代开始经营大大小小的出版社，内容严谨，且设计也讲究。惟张老板的出版社与书店，仍是一个重要的品牌、一个思想变革的阵地。在这里，你可以找到主流书店找不到的另类书籍、本地作者叙述的马来西亚故事；你可以遇到秃头的大学教授，或蓄留长发的反叛青年。一切都很自然，任你转换英语、马来语、华语的交谈频道，是一个马来西亚人的书店。
这场瘟疫重创本地许多出版社、实体书店，文运书坊亦不例外。在新冠病毒疫情当前，我们看不到最危险的细菌；在种族政治当前，我们看不到最重要的思潮演变。我们需要研发疫苗产生抗体，我们也需要出版社与书局，抵抗排他、保守的观念，开创新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