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行动党近期卷入了一场党的“路线”斗争。当权派认为党走的是多元种族路线，不是单元主义。因此党提出了“马来西亚人优先”的政治策略。虽然这种提法有些含糊不清；尤其是在种族政治仍然高居不下的时期（关于这个课题的争辩，我们留待另外的“学术研究”。巧合的是，特朗普也是“美国人优先”的维护者）。
按照当权派的说法，“马来西亚人优先”也就是“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另一种说法，意思是一样的。如果这种说法是可以成立的话，那也等于说“马来西亚人优先”仍未得到马来人的认同，因为他们把“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当成是华人沙文主义的说词。
在马来社会或在马来世界中，“马来人至上”的观念早已在1948年“马来亚联合邦协定”生效时已被肯定，任何“冲撞”这个理念的言行将受到反对，包括早前由李光耀提出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概念。即便这样的口号在马来社会没有引起共鸣，但行动党却一直打出这张“王牌”，直到2006年，口号改称“马来西亚人优先”，与原来的字句相行使用。
从字面上解释，这样的政治口号是没有什么“种族色彩”；更不是“沙文主义”，但却被认为已经冲撞了“马来人至上”的理念。
因此即便在希盟执政后，也主办过“马来人尊严大会”，且邀请首相马哈迪主持开幕，以调和种族关系。这意味著马来人不分党派都会认同“马来人至上”的理念是不可被挑战和不可被动摇的。
在80年代时，行动党也曾与民政党争夺“华教份子”的头衔。林吉祥甚至认为民政党与董教总的合作等于否定行动党内的受华文教育的代议士。例如他说，陈庆佳与陈国杰就不是华教份子吗？他们更因此为华教在1976年被内安令扣捕。
当年，行动党因民政党取得“华教份子”的“光环”而大为不满，与董教总关系闹僵。马华公会同样对董教总倾向民政党的表现公开反对。
就这样，在1982年的大选中，因为董教总的“打进国阵，纠正国阵”只取得50%的胜利（民政许子根当选，击败陈庆佳；民政郭洙镇败选，陈胜尧胜利）。再后来又发现在1986年的选举，董教总的“三结合”（指政党、在野党及民间）的理念不灵光了。
来到1990年的大选，董教总又改变战略。这一回则是结合反对党的力量给予执政党一个反击，不再提及“三结合”，转而鼓吹“两线制”。这个理念也是由董总主席林晃升提出的；他号召近30名有识之士加入行动党，本身也身先士卒成为行动党的顾问。没想到这盘棋还是失算了。因在1990年的大选，火力集中在马哈迪与东姑拉沙里争夺国家领导权，变成“两线制”已非重心之战。
但不论是“华教份子”或“两线制”，它之中包含的意义也是与华社脱离不了关系的。若是放在今天，林吉祥也许会被标签为“华人沙文主义者”，理由很简单，今天的廖金华及刘天球有鉴于行动党参与执政22个月以来，有一些课题保持沉默或未加反对，乃提出反对“去华化”，这也不比争夺“华教份子”更加明显的突出华人本色，就不知道潘俭伟等人对行动党80年代捍卫“华教份子”有何评价？
在我看来，所有参加行动党的精英；尤其是千禧年才入党的，应该熟读和回顾行动党的历史，避免断章取义。
另一方面，在巫统看来，行动党是“桀骜不羁”的，不能与之合作，只能让它担任反对党的角色，但也不能过于强大。所以在巫统的字典里，没有“联合政府”的字眼可以用在行动党的身上，即使1973年巫统领导下的国阵成立时，几乎是收编了其他反对党加入，但就是没有行动党。
行动党也乐得清闲继续扮演反对党的角色，直到2008年大选，因为安华的影响力，再加上伊党的配合，才出现一个“民联”与国阵抗衡的格局。民联取得了吉打、槟城、雪兰莪、吉兰丹及霹雳的政权。国会代表也接近与执政党相差不远的席位。这一选举的结果也让行动党人大开眼界，不但取代了民政的地位，而且也威胁到马华的执政位置。
可是不论行动党如何变化，唯一不变的是它仍然被视为华人社会的“代言人”，更因在2018年大选中，得到华裔选民的九成选票，让希盟一举击败国阵，而首次出现政党轮替的奇迹。
这里头自然有巫统出身的马哈迪功劳，但他过去当政的22年中，不曾公开和私下拉拢行动党加盟（或收编），主要的原因是马来人无法接受有李光耀身影的行动党。马哈迪和李光耀的不咬弦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吊诡的是，当行动党一跃成为执政党后，它与马哈迪可谓合作无间。
行动党如今表明大选时不会与巫统合作，但不反对其他事项的合作，那么在未来的大选，它们还是各做各的，反正两党的议席没有过多的交叉，正好各取所需。
从上述的分析，行动党人应该有所启发，知道“合则存，分则亡”的大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