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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阿斯利康疫苗提早一天开放60岁以下预约：XX报社探悉，阿斯利康疫苗自愿接种计划预料将提早开放登记预约。据了解，科艺部长凯里在今早与相关单位召开的一项会议上，已通过上述提早开放预约的决定。”这则新闻已被确认为假，登记系统最终按照官方原定日期开放。
但是，此消息不只是在社交群组里以简讯的方式“疯传”，好几家报社也争相报道，甚至冠以“独家新闻”的名堂。这事件看似让民众空欢喜一场而已，却曝露了如今信息泛滥所潜藏的问题，而这问题在疫情发生时更为严重。
上述新闻内容其实疑点重重：“本报探悉”是向谁探悉？“据了解”是从哪个单位得知？是什么会议“已通过上述决定”？由此可见，这项消息来源不明，而记者不明就里却煞有介事地报导，求证精神对媒体而言已非优先。趁著民众引颈等待疫苗的时刻，记者宁可“报”错，也不可放过，为的就是在网络时代挂帅的点击率。
二十年前，大多数人都是通过报纸得知国内外正在发生的事件。虽然广播电台和电视台也有播报新闻，但难以做到像报纸那样钜细靡遗。因此，尽管人们每天阅读的报纸都是前一天的新闻，但报社作为主要消息管道仍然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传媒甚至被誉为“第四权”，新闻报导和时事评论被视为一股重要的社会力量，记者具有揭露真相和传达客观事实的崇高使命。
渐渐的，从日报就发展出夜报，人们不必等到隔天就可以看到当天的新闻，但这种等待的经验如今已恍如隔世。随著通讯科技越来越发达，互联网和智能手机逐渐普及，人们每时每刻都可接触各种新的资讯。要在繁多的资讯当中突围而出，媒体唯有尽可能让标题吸睛，煽情和耸动就是大幅提升传播率的指标。
此外，少了纸本印刷的篇幅与成本限制，媒体竞赛就变成以量取胜。与其费时费力追根究底以据实报导，不如像撒网般以各种让人眼花缭乱的资讯充塞版面，所以现在成为“新闻”的经常是从脸书、推特或微博等社交媒体的帖文随手拿来的内容。报社的“小编”把这些速成材料加上寥寥数言，就可轻易触及许多读者。这类便捷省事的做法大行其道，反观深入报导严肃课题的媒体却犹如凤毛麟角。
点击率定内容
决定新闻内容的是点击率，反之亦然。粗制滥造的报导就像没营养的泡面，但廉价的泡面总是能吸引大批食客。假使网络媒体靠阅览人数维持经营，民众接受讯息的偏好就决定其内容。若人们对信息的品质缺乏要求，注意力总是落在花边新闻或小道消息上，势必形成专业媒体难以存活的阅读生态，即使有志认真报导的记者也可能因市场需求而无奈妥协。
社交媒体的点击率和传阅率高的资讯往往都与性或暴力有关，渲染悲情、炒作种族和政党情绪的报导也容易引起关注。因为网络平台信息太多，人们往往通过情感筛选资讯，肥皂剧于是以另一形式上演。“某某种族遭受恶劣对待！”“某某政党祸国殃民！”越是让人义愤填膺，就越是有效宣传。因此，我们现今虽有庞大的信息量，其中可靠的资讯却不多。
每一天，我们打开对话群组都会见到各种来历不明的文字、截图和录影，例如，“打疫苗使抵抗力衰弱”、“病毒起源于美国实验室”，并呼吁人们“请广传”。这些信息是由什么人在何时何地写的，有没有上下文，是不是完整内容，我们都不得而知。这类资讯的“进化版”有时会用比较正式的文字，引述某某专家或医生的说法，但仍然没有确实的作者可供查询。即便如此，这些几可乱真的资讯通常都会被转发多次。
民众识读能力
疫情蔓延时，庞杂的资讯如排山倒海涌向我们。人们转发这些信息往往是出于好意，相信此举能造福人群，但错误资讯的流传其实有百害而无一利。像“疫苗含有猪只成分”的谣传就会使穆斯林却步，但它所影响的是社会整体的防疫进程。而且，有些资讯是趁疫情为特定议程背书。诸如反对正规医疗、巩固种族主义、捞取政治利益等目的都化了妆潜藏在资讯里。
如今，科技的便利让人人仿佛都是记者，我们如果希望保护自己和他人，就更需要保持警惕，努力辨识资讯的真伪。假消息就像病毒，我们在信息世界也需要“防疫”。
话虽如此，假信息的散播也不能完全归咎于民众的判断能力。再以前述的“疫苗登记提早开放”为例，人们看到该“新闻”时，多数是赶紧转发给亲友，却很少人到官方平台确认消息。即使官方网页没有作出这样的宣布，大家仍然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这起事件反映出人民对于政府的不信任，而这种不信任是情有可原的，毕竟过去一年多来防疫政策经常朝令夕改，以致人们容易怀疑官方说法。
疫情持续升温导致人心惶惶，人民惟有尽力自保。近来不时出现“某某地区将派发粮食和援助金”的假消息导致群众到现场拥挤枯等的事件，显示的不只是人民在接受信息时缺乏分辨的能力，更深的原因或许在于，这场疲惫的抗疫战已经导致大规模的生存危机了。若是生计无法得到解决，理性就更有可能让路给恐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