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统计局资料，2020年大马总人口为3270万人，其中公民占2970万（90.9％），非公民占约300万人（9.1％）。可说是国际化程度颇高的多元族群国。值得注意的是，在2019年，60岁及以上的人口有340万，而2020年则上升到350万（占10.7％）。就66岁及以上人口，则是从2019年的220万升至2020年的230万（占总人口的7％）。
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若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15％或以上；或是65岁及以上人口占10％或以上，便可归类为高龄化社会。
高龄化社会
所谓高龄化社会，是指老龄人口对年轻人口的比率而言；易言之，高龄化是少子化的反映，正因为少子化才突显出人口老化。就大马言，在2020年，15-64岁的工龄人口为2280万（69.7％）也就是被抚养人口（0-14岁）为760万（23.3％），65岁及以上为230万（7％），共30％。预计到了2030年，65岁及以上的人口会达到10％或以上，即进入高龄少子化社会。
伸言之，工龄人口会递减而被抚养人口会递增，进而增加了国家的公共财政压力。因为这表示，国家税收会减少，而支出特别是公共医疗支出会节节上升。
由于大马不是富裕国，公共债务也在剧升，这将面对一个未富先老的挑战。假设情况不变，可预见未来多数人的生活会较现在更困苦。理由很简单，政府收入难大幅提升，而收入中用于还本付息的百分比又上升，进一步削弱了国家的财政能力。可能的后果之一是，现在不收费或低收费的公共服务会变成收费或高收费服务，特别是公共医疗服务。应该说这也不是大马独有的现象，而是颇具普遍性的国际现象。
目前，许多发达国家或地区，甚至是韩国、台湾等均面对人口递减的趋势，除非提高生育率或进口年轻的外劳人口，否则，食之者众，生之者少，将是难以避免的困境。特别是当这个国家的人又习惯了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的安逸生活。
人口转型
按照人口转型理论，自1750年代英国发生工业革命以来，发达国均经历了一个人口转型的变化，特别是在19世纪以来，这个人口转变可从人口出生率，人口死亡率与自然增长率三个方面来分析。基本上，它呈现一个高高低，高低高，和低低低的转型，也就是，先是人口出生率高，而死亡率也高，故自然增长率低的现象。
进入工业化阶段，随著科技特别是医学的进步，人口会出现高增长，低死亡率现象，故自然增长率也水涨船高，走高起来，这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当前面对的状况，南亚与非洲便是高低高样态；
而进入更高度的发展后，如当代发达国家，人口便会出现三低现象，也就是出生率低，死亡率低与自然增长率同步走低的趋势，其结果便是高龄少子化社会，如日本、德国、意大利等国，便有超过20％人口是65岁或以上，其中，日本与意大利皆是高公债国，公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占比个别是约180％与245％之高。这笔债是难以偿还的。
发达国目前是用低利率，甚至是负利率来降低还本付息的压力；只是超低利率或负利率也是把双面刃；若出现高通膨，利率就得正常化，以免通膨失控。
何以国家越发达，人口生育率会趋低；经济界有一种生育成本收益论，认为随著经济的发展与都市化，教育水平的提高及价值观的变化等，人们会自愿选择少生少养或不生不养。一般来说，传统社会较倾向多生多养，养儿防老，可随著思想的变化，生活环境的改变，如居城镇而非农村，或个人权利意识的提高等综合因素的作用下；会有日愈多的人认为，生儿育女是个成本高于收益的投资，不划算。
更何况，现代社会保障制如养老金或公积金制度的推行，人们也变得更不依赖养儿来防老。
在乡区孩子可能是耐用生产品，即年纪小小便可帮助生产活动，可在发展程度高的社会，养儿不但不防老，反而会吃掉老本，特别是长期教育支出。传统社会较注重集体主义，可现代人则可能更著重个人主义与个人享受，更不愿为下代牺牲。这涉及一个付出对收获的机会成本。
养儿育女似成不划算投资
当人们意识到成本高收益低，即多付出少收获，便会生出不值得，不甘付出的想法，当然也有人会有更复杂的考虑如认为优生优育比滥生滥育好或其他个人化的特殊考虑。总的来说，养儿育女似乎成了侈奢品，是项不划算的投资。当然，凡是必有例外，这里只是就整体趋势而言。
就大马言，在1950年代，一位女性的终身生育数大体上是5-6人，有人甚至生10个；可近年来已跌至生2个。华族与印族甚至只生1.4人，低于替代水平的2.1人（夫妻两人外加可能夭折）。在发达国，国家通常有开放鼓励生育的各项措施，惟效果不是很理想。
在大马，也有华团设立鼓励生育，多生多育的扶助金，可反应也不理想。如何使生儿育女成为收获大于成本的选择，及改变观念就成了逆转生育率持续下跌的对策。若否就得从落后地区进口劳动力以弥补劳动力短缺困境。只是，在欧美诸国，有民族主义者认为，这是民族自救的行径。可见这不是个单纯经济性课题，如日本虽人口递减也不愿进口外劳替代本族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