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新冠肺炎疫情仍然居高不下，但政府看来迫不及待准备开放更多领域“自由活动”，大部分学校也预计会在10月3日开学，这个决定是否操之过急，是否会导致之前的防疫努力再度面对“破口”？
尽管我国疫苗接种人数已达到人口总数近50％，但符合真正意义上的“群体免疫”还没有达标，世界卫生组织（WHO）明确表示要想达到所谓“群体免疫”，疫苗接种率必须达到70%。而公卫权威专家主张只有占全人口70％-85％的人都完成全程有效疫苗接种，才有可能实现“群体免疫”。
中国病毒权威专家锺南山指达到群体免疫所需的疫苗接种率与疫苗保护率（即接种后多大比例不会再感染）和病毒可复制指数（又称R0，衡量病毒传播速率的重要指数）有关，这些都是我们做出任何“解封”前需要认真思考的。
我国现在的“解封”指标，似乎更看重疫苗接种的“量”，而没有充分考虑其他相关数据，包括目前确诊人数暴增（单日有近2万例），死亡人数不在少数（单日200-300多例）。资料显示，如果筛检的人数越多，发现病例也越多。前卫生部副部长更揭露我国还有600万成年人还没有接种疫苗。在如此背景下贸然“开学”与“解封”，是危险也是不负责任的，学生恐将暴露还在继续扩散的病毒中。
世界卫生组织应急专家瑞安（Mike Ryan）指“疫苗接种会是非常有效的，但在我们对病毒有更多了解之前，任何人都不能保证根除病毒”。这或许就是许多国家逐渐接受“与病毒共存”的逻辑，这也反映在没有其他办法下的唯有选择，但“与病毒共存”也并不表示我们可以完全无视病毒还在大面积扩散，以及染病人口持续增加的事实。同时“与病毒共存”也并不意味“重症与死亡比列降低而让我们无视疫情与潜在风险”。
医疗体系一直是世界各国在论及“与病毒共存”时极为关注的重点，然而我国现有病房确是存在紧张，目前许多州属新冠医院加护床的使用率都在90％以上，而其中霹雳、吉打与沙巴则超过100％，这显示一旦染病者增加将使我们面对救治困难及增加医疗人员负担。
防疫的隐忧
德尔塔（Delta）病毒的逞凶，许多防疫模范国家都失守，如一直在世界防疫排行榜名列前茅的纽西兰，该国约500万人口只有26人死于新冠肺炎，但随著最近感染率增加，该国不得不宣布执行严格禁足令。我们不期待我国能够如中国政府般，为了达到“清零”目标，耗费大量财力、人力来防疫。但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完全只“迷信”疫苗是万灵丹，把接种量其他因素排除在外。
现在问题是成年人陆续接种后，有了保护伞，但年龄在12-18岁的学生很多还没有接种，而12岁以下者是否可以接种，医学界还在观望与研究。根据统计，我国17岁以下孩童确诊在2020年全年为1万2620例，但到了2021年1到8月孩童确诊却高达31万零74例，死亡41例。换言之，孩童在没有疫苗保护下，加上确诊病例居高不下，难免成为父母最大的忧虑。
我国过去防疫政策失败，是因为不了解病毒传染路径，以为学校防疫到位就万事具备，而不去了解学校空间有限，学生都戴上口罩也不能保证抵挡得了病毒，况且学生校外活动与接触面根本没有办法管控，这会是防疫的隐忧。
目前我们面对的是另一种传染性更强更快的德尔塔Delta病毒，研究病毒空气传播的维吉尼亚理工暨州立大学教授林赛马尔（Linsey Marr）指此变种病毒强大到一名未接种疫苗的人与染疫者在电梯里待上一、两分钟，就可能被感染。
媒体报道称9月3日当台湾确定一名机师传染给就读高职的孩子后，台北市府即决定学校全面停课14天。台湾疫苗接种人口涵盖率已到人口的42.73％，而其确诊人数只有个位数，但其防疫仍然谨慎再谨慎，值得我们参照。我国各州确诊病例仍然偏高，开学的决定过于草率，其存在的风险必须认真、仔细、客观来评估，而不是单单只是关注“疫苗接种量”。再问如果疫情因此失控，谁会来承担应有的政治责任？教育部？卫生部？
新卫长的指标
最近惊闻南方大学学院中医药学院院长朱观南教授因为染疫病逝，其病故令人惋惜。但其染疫病故则有许多“待解之谜”。首先朱医生年龄68岁，其是否已获得“优先疫苗接种”，这是我们过去一直强调年长者“必须”在接种排序上列为仅次于医疗人员的原因，此外如果朱医生已接种疫苗，但仍然逃不过“严重感染而病故”，政府也应公布其病故的前因后果，以作为警惕。但现在我们对许多染疫死亡者的“真相”是模糊不清的，这是对亡者的轻忽。
对政府一直没有公开新冠病逝者的“死亡地图”，希盟国会议员似乎也没有尽到责任监督与要求政府公布此极为重要、关键的数据。只有充分掌握与了解新冠病患的死亡原因，包括：年龄层、死亡时间点、死亡原因、病史、送医过程、救济情况等，我们才可能对症下药，减少死亡。
把病患死因“简单”归类，是对生命的不尊重，朱观南教授的病逝，希望能唤醒政府与公众关注病患死亡的“本质原因”，新任卫生部长凯里的百日大计，这个岂能不列入评估其表现的重点因素。
